钱币学，顾名思义，就是一门研究钱币的学问。其研究的是钱币的文化内涵，属于文物考古学的一部分，是人文学科。货币史，是研究货币的经济规律的学问。其目的是总结货币流通的经济规律，属于经济学，是社会学科。但二者又难免交叉，如果以知识论来解释，二者有相同的“所”，即研究对象——钱币，但要在同一个特殊找普遍，就因“心能”的区别而区别这个与那个，即人受经历的影响。[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恰恰彭信威先生是一位“心能”完备的人物，因而就诞生了一部涉及中国古钱币方方面面问题的著作《中国货币史》。而这一事件，发生在古钱学向钱币学发展的过程中。[ 戴志强：《钱币学概述》，《中国钱币》2010第3期]从名称可以看出，这本书主要是讲货币史的，但关于这本书与货币史，我们不讨论。这本书与钱币学，则是我们探讨的主要问题。
此书每一章分为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货币研究和信用和信用机关四节，其中与钱币学关系最为直接是第一节货币政策和第三节货币研究中的钱币学部分，此书最先提出了“钱币学”这个名词。卡普兰指出，“彭将中国的货币历史纳入到中国古代的普通知识和政治史”。[ [德]傅汉斯，译：王小龙：《德国汉学家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江苏钱币》2011年第4期]无可非议，彭信威应该是首位以文字形式讲述，而非以钱谱形式收录，来呈现中国钱币历史的学者。这与沈从文“常识”的研究方法相似。[ 《野人献曝》，北京出版社，2005年]虽然这部书不以古钱学为主要内容，但文字形式讲述，必然涉及到古钱学很多专门问题，这必然与1940年5月创办的《泉币》杂志关系紧密。因此，此书也代表了当时古钱学界很多主流的观点。所以，也必然会被考古材料推翻和证实。
例如第一章第一节第三部分，其认为半两钱币应该为始皇治下开铸，但考古材料证实，应该是在秦惠文王二年就开始铸造。[ 朱活：《谈巴蜀秦半两》，《考古》]
关于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讨论汉代笵铸的方法，由陕西出土的祖范和铜范母来看，这部分是正确的，但时代应该更早。
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大历元宝的部分，此书认为大历元宝是私铸钱，但是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现了大历元宝的铸造遗址，可以推断大历元宝是官铸而非私铸。而敦煌出土的文献材料也能证实，“开通元宝”这一讲法很可能存在过，而非作者绝对否定的说法。[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南宋钱“纯熙元宝”的出土，也是书中涉及不到的。这主要因为时间的问题。
不过，从殷墟出土材料、“沈郎钱”等问题的讲述也可以看到，作者对考古出土材料也是十分关注的。
最令人叹服的恐怕还是作者大量类比国外材料，这一份语言能力，恐怕今天的学者也没有多少能够相比的。
作者在绪论中提出，研究钱币学，要将实物材料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要将货币史和钱币学相结合，要懂中国钱币学和外国钱币学，要了解中外文化特征。不将目光局限于一点，这与张光直所讲的考古学家的素养多么一致啊！[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虽然戴志强先生将1954年就提出了钱币学及学科建设看法的此书归结为“这当时只是少数人的认识，个别学者提出的学术观点，并没有引起钱币学界和货币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同二]但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能忽视此书在80年代后钱币学脱离古钱学局限成为科学学科所起的作用。
最后，要提一点题外话，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对整个钱币学的影响，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就可见一斑，在《考古学卷》中，中国古代钱币一条的参考书目为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和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一条目可以说就是对《中国货币史》一书每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综合。可以说这本书开拓了钱币学研究者的视野，奠定了中国古钱币研究的新局面，即促成了钱币学的形成。曾有学者赵鼎新在其网络公开课中开玩笑，评述钱钟书的研究为“二流计算机”。[ 超星公开课：赵鼎新《社会变迁理论》]虽然这是玩笑的话，但《管锥编》一书延续了乾嘉学派的“述而不作”的方式。网络数据库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研究人员的文献能力，即研究者有了新的工具。15世纪培根《新工具》指出，自然学科发展在于工具对人感官的拓展，如今看应该适用于整个科学研究。均切论的方法普遍出现于现今这个时代的研究，那么下一步，就是进一步的整合。
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戴志强：《钱币学概述》，《中国钱币》2010第3期
[德]傅汉斯，译：王小龙：《德国汉学家评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江苏钱币》2011年第4期
《野人献曝》，北京出版社，2005年
朱活：《谈巴蜀秦半两》，《考古》
唐石父：《中国古钱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同二
超星公开课：赵鼎新《社会变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