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
[美]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
商务印书馆
（一）
使英国在整个18世纪期间大部分感到烦恼的，除了贫困这一无所不在的问题外，就是全国人口究竟有多少的问题。问题的可虑之处在于，在英国看来，它在大陆上天生的敌人人丁兴旺，而它自己资源贫乏，人口当在减退中。
英国对于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口心中无数，但是有些自惊自诧，以为国内人口稀疏。直到1801年，才举行了一次真正的人口调查。但当人口调查开展之际，它却被指控为“英国自由主义残余分子的颠覆阴谋”。英国关于人口状态的早期知识依靠的是业余统计学家的努力；普赖斯博士，一位不信奉国教的大臣；霍顿，一个药剂师，兼营茶和咖啡买卖；和格雷戈里·金，他是以制地图为业者。
1696年，金根据户口税和洗礼登记的记录，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1696年时约550万，看来似乎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估计。但是，金所关怀的不止是当时的情况。关于未来的展望他说，“极有可能，英国人口于600年之后，即公元2300年，将增加一倍。再下一次，即在1200或1300年之后，也即公元3500或3600年，人口将再增一倍。到那时，全国将有2，200万人”，这个制图者然后再慎重地加上一句，“这个世界料想是可以持续到这么久的”。
但是，在亚当·斯密的时代，金的人口缓慢上升的预测，已为另一见解所取代。理查德·普赖斯博士以18世纪货币户口税记录与更早期的这一记录比较，断然证明，英国人口从王政复辟（指1660年查理二世的复辟。——译者）时期以来下降了30％以上。他计算的正确性显然是可疑的，别的研究者对他的研究结果激烈地提出质疑；然而当时对于普赖斯所提出的则认为是事实，对于政治上的要求则认为极其可厌。威廉·佩利，一位神学改革者，埋怨说，“人口衰退是国家可以遭到的最大的弊害，应优先考虑如何使之增进，其他任何政治意图均属次要”。佩利的信念并不是孤立的，首相小皮特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济贫议案，其特有目的是增加人口。议案的内容是对幼儿进行大量补助，因为在皮特看来十分明显的是，一个人只要有孩子，即使他的后代会变成贫民，也会“使国家增加其充实程度”。
用我们现代的眼光来看，人口问题的引人注目之处，并不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英国当时是否真的陷入了国势日微的危险处境，相反，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关于人口问题的见解与坚信自然法则、理性和进步的哲学观念相协调到多大程度。事实上是，人口在减退吗？那就应该鼓励它增长，增长时应该在亚当·斯密所说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方针的有益启发下进行。人口在增长吗？那就很好，因为人人都认为增长中的人口是国家的一项财源。不论从哪一方面看问题，对社会的前途总是乐观的；或者换个说法，我们可以断言，在人口问题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人们对前途的信心的。
由这一乐观看法得出的推断，似乎再没有像威廉·戈德温那样天真、那样单纯的了。戈德温是位大臣，是个小册子作者，他看到这个尘俗的世界而感到沮丧。但是他对将来的情况所看到的，却是一片光明。179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政治的公正原则》，在这本书里，他对现在的一切痛加指责，但对遥远的将来则说得天花乱坠，在那时看到的，“将不再是少数富人和大批穷人。将不再有战争和罪恶，无所谓赏罚，也没有政府。此外，将不再有疾病、苦恼、忧郁或怨恨。”多么奇妙的想象！这种说法当然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他所号召的是完全平等，是最彻底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甚至婚约也将废弃。但是考虑到此书售价较高（每册价三辎尼），枢密院决定对作者免予起诉。当时在贵族客厅中相与谈论戈德温先生的鲁莽想法，一时成为风气。
其时有一个家庭也在进行这种谈论，那是在离吉尔福德不远的奥尔巴里区，那里住着个奇特的老绅士，他于1800年去世的时候，《绅士杂志》把他说成是个“地地道道的行径古怪的人”。这个古怪的人叫丹尼尔·马尔萨斯，大卫·休漠的朋友和卢梭的热烈赞赏者。他曾跟卢梭作过一次采集植物标本的旅行，并曾受赠了卢梭的植物标本簿和这位法国哲学家允请自行分送的一套赠书。他同当时为数很多的那些悠闲而又爱寻根究底的人一样，最喜欢的莫过于找个人同他讨论理智上的问题，双方辩难，喋喋不休，他通常的谈论对手就是他天才的儿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教士。
这时戈德温所描绘的乐园会极其自然地被提出来，供作他们讨论的题材。可以意料的是，老马尔萨斯，作为卢梭的怪特的信徒，对出于高度推理的乌托邦会倾向于同情。但是，小马尔萨斯却没有他父亲那样乐观。实际上，当辩论在进行中时，小马尔萨斯已经渐渐看到，在现实的人类社会，同永久和平与富裕的这个美好的、想象中的乐土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为了说服他的父亲，他把他的反对意见详细地写了下来，结果，丹尼尔·马尔萨斯对他儿子的见解所得到的印象竟这样深刻，他主张把这篇论文发表出来，并献给社会。
于是，1798年，一篇长50，000字的匿名论文公布了。它的题目是“论人口原理和它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结果，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小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他所提供的，不是欣欣向荣的辉煌气象，其景色是阴郁的，贫脊的，使人看了灰心丧气的。
这篇关于人口问题的文章说，实际上存在着的一个趋势是，人口会超过一切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社会远不是在上升到更高水平，而是会在一个绝望的陷价中被抓住，此时人类的生殖欲望势必把他们自己猛力推到仅仅足以生存的边缘。人类走向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方是成倍增加的人口，另一方是不管怎样勤奋努力也不会感到富余的食物存量。
这就难怪卡莱尔（卡莱尔（Carlyle，1795—1881年），苏格兰作家、历史家、哲学家。——译者）读过了马尔萨斯的文章后，要把经济学叫作“沉闷的科学”了，而不幸的戈德温则抱怨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
马尔萨斯在理智上压倒的一击，就破灭了走向自给自足和景色宜人的一个时代的美好希望。但是，就好像这一击还不够似的，同时有一个类型完全不伺的思想家，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另一个哄骗人的假设，也在准备予以致命的一击。大卫·李嘉图，是个获得惊人成就的证券经纪人，他准备提出一个经济学上的理论，这个理论虽然没有认为人类将遭灭顶之灾那种论证的引人注目，但将以它自己的温和方式，对亚当·斯密所持的乐观前景以同样的打击。
因为李嘉图所预见的乃是那种，所有的人一齐登上“进步的多级扶梯”的社会理论的终结。与斯密相反，李嘉图所看到的是这个多级扶梯对不同阶级会发生不同的效应，有些人会得意洋洋地扶摇而上，直到顶端，而其他人则才登上几级，即被踢回到底层。更糟的是，使这个扶梯移动的人并没有随之上升，而从中得到充分利益的那些人，却一无所为而坐享其成。这里还要把这个隐喻更推进一步——如果你仔细看看正在登上顶峰的那些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扶梯上要觅得一个安全处境，就得不断展开猛烈的斗争。
对亚当·斯密而言，社会是个大家庭；对李嘉图说来，社会却是一个内部分裂的营地，他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不足为奇的。从《国富论》问世40年以来，英国分成了两个敌对阵营：一个是正在发展的实业家，他们在忙着经营工厂，与议会取得联系，增长在社会上的威信；另一个是大地主们，他们有财有势，大都是根深蒂固的贵族，对于这些庸俗无耻的暴发户的侵占行为抱忿恨态度。
这不是由于资本家在赚钱这一事实激怒了地主，而是由于前者坚决认为粮食的价格过高这一糟透了的情况。因为从亚当·斯密以后的短时期间，英国在粮食的供应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一向是个谷物出口国家，现在却不得不向国外购买粮食。普赖斯博士虽怨声不绝，说英国人口在迅速减少，但人口的实际增长使谷物需求超过了供给，使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涨了三倍。价格上升，农业利润也跟着上升；在苏格兰的东洛锡安地区，利润和地租两者，平均占所投资本的56％9在另一个300英亩的一个农场，这是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中型组织，1790年获利88镑，1803年，121镑，10年后，160镑。在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同意在过去的20到25年的时间里，地租至少已上涨了一倍。
谷价既猛涨，于是有胆量的商人开始在国外购买小麦和燕麦，把它们运入国内。地主对这类活动当然是要感到不安的。农业对贵族说来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一种业务——巨大的业务。例如乔舒亚·班克斯爵士于1799年，为了安顿为他管理在林肯都里夫斯比的产业的职员，需要用防火墙和铁门隔开的两个房间，使他感到自豪的是，需用256个抽屉来分类贮存关于农场的文件。虽然这样一个地主是靠他的田地生活的，是热爱他的田地的，虽然他天天跟他的佃户见面，跟他们一起讨论种植物的轮作事宜和施肥的好处，但是他没有忘记的一点是，他的收入取决于他售出作物时的价格。
因此，使海外来的廉价谷物泛滥市场是地主们所难以忍受的。但是，对他们说来有幸的是，要反对这种困苦的局面，抵御的手段就在手边。地主在议会占有支配势力，只须通过立法，产生一个硬性的保护制度就行了。于是通过了一个谷物法，对谷物的进口规定了一个有伸缩性的税收制度，国内价格跌得越低，则征税越高。实际上是规定了一个底价，使低价小麦永远不得阑入英国市场。
但是到了1813年，局势却变得无法控制了。坏收成和对拿破仑的战争共同促成了谷物异常的高价。小麦售价每夸特118先令，即每蒲式耳约14先令。据此，一蒲式耳小麦的售价等于一个工人的每周全部工资的两倍（试把这一点同美国的情况作一比较，美国小麦1970年以前所曾经达到的最高价格是1920年每蒲式耳3．50美元，其时每周工资平均为26美元）。
显然，谷价之高已到了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对此怎样应付已成为当务之急。议会仔细考虑了其时的处境，得出的决议是，对国外谷物征税还得进一步提高！其理论基础是，暂时的高价格对英国扩大小麦生产，终究会起刺激作用。
这是实业家所受不了的。资本家与士地拥有者的情况不同，他们需要的是贱价谷物，因为对工人所支付的数额，主要取决于粮食的价格。实业家所以为廉价粮食奋斗，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伦敦一个大银行家亚历山大·巴林在议会里说，“工人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不论一夸特的价格是84先令还是105先令，在前一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是无黄油面包，在后一情况下得到的还是这个。”巴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管面包的价格怎样，工人所得的工资反正仅足以糊口，再没有别的。但是从需要发放工资和追求利润的那些人的观点来看，谷物——和工资——是贱还是贵，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二）
商界组织起来了，议会发现申诉书如雪片飞来，其情况为前所未见。鉴于国内的情势，感到新的高税谷物法有些行不通了，非得加一番考虑不可了，于是在下院和上院任命了两个委员会，把问题暂时敷衍下去。幸而拿破仑于下一年战败，谷价又降低到比较正常的水平。但是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说来这是一个标志，还得经过30年，谷物法才会最后取消，才会允许廉价谷物自由输入不列颠。
不难看出，为什么大卫·李嘉图在这样一个危机发生的时期中从事著述时，会用与亚当·斯密完全不同的、比他悲观得多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亚当·斯密从社会中看到的是一场伟大的协奏曲，而李嘉图看到的却是艰苦的斗争。在《国富论》的作者看来，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人人会分享上帝恩惠的一份；在大致50年后一个证券经纪人的写作中见到的是，社会不仅分裂成敌对的团体，而且似乎难以否认的是，在斗争中合法的成功者——勤勉的实业家也必然要失败。李嘉图认为在社会进展中的唯一受益者是地主阶级——除非能够破坏它对谷物价格的控制。
他于1815年写道，“地主的利益是始终与社会中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对立的”，由于这一明确的判决，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就变成了公认的内乱。经过这样公开的宣示以后，关于这个世界毕竟会变成最合理的世界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完蛋了。现在看来似乎是，社会即使没有被淹死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稠密的沼泽中，为了在大卫·李嘉图的不可靠的、移动的扶梯上占得一席安全之地，它在搏斗中也将被扯得四分五裂。
我们对于这位悲观的教士和这位抱怀疑态度的证券经纪人的非常使人不安的见解，得进一步仔细的考察一下。但是，可以先看一看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像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在背景和经历上相差得这么远的这样两个人，是很难想象的。如我们所知，马尔萨斯是英国上层阶级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的儿子；李嘉图是从荷兰移入的一个犹太商人——银行家的后代。马尔萨斯是在一个富有哲学思想的父亲的亲切指导下准备进入大学的（他父亲的教师之一，曾因表示希望法国革命者入侵和征服英国而被监禁）；李嘉图14岁时即在他父亲身边工作。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他是个职业经济学家，在一个建立在靠近东印度公司的海莱伯里地区的学院里教学，训练东印度公司年轻的行政官员，而李嘉图于26岁即开始独立经营业务。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起来；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在财务上独立，他开始时有资本800镑，当他于1814年42岁引退时，根据不同方面的估计，有财产50万到160万镑。
说也奇怪，马尔萨斯是个院士，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李嘉图是个经商的，却成了个理论家；这位从事商业者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最后的一个矛盾是，马尔萨斯收入无多，却为有钱的地主辩护，李嘉图是个富翁，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大地主，却同地主的利益作对。
他们的背景、经历和受到的锻炼都不同，因此，他们的表现也完全不同，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的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则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他又说，“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30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
这样的谩骂必然要落到一个主张“精神抑制”的人的头上。然而，马尔萨斯既不是个过分拘谨的人（按照他的时代的标准来说），也肯定不是个残暴之人。诚然，他主张废除济贫税，甚至反对为工人阶级进行的住房建筑计划。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内心的对贫民阶级利益最诚挚的关怀，跟某些他同时代的社会理论家认为可以让贫民平平安安地死在大街上的冷酷无情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马尔萨斯的态度与其说他缺乏同情心，不如说他具有高度的逻辑头脑。按照他的理论，根本的困难在于世界上人口过多，倾向于促进“提早结合”的任何做法，只会加重人类的苦难。人类在饮食男女的大欲之前是无法抵拒的，不是靠慈善事业所能援救得了的，由于人类将继续繁殖，这样的慈善事业只是在伪装下的残忍。
但是逻辑不一定会受到欢迎。一个指出社会结局黑暗的人，很难指望会赢得大众的尊敬。没有一种学说受到过这样的谩骂：戈德温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所要展示的主题是要证明，那些致力于人类社会有一个可观和基本的改善的人们的错误，是多么的有害”。正鉴于此，马尔萨斯被排除在正派的思想家之外并不令人吃惊。
另一方面，李嘉图可以说是一开头就走好运的人。他在血统上是犹太人，他摆脱了家庭，接受了教友派教义，娶了个他所钟爱的漂亮的教友派姑娘，结果可以说，他在社会地位上和个人的种种方面都已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应邀为议院的两派说话时，他说，“当我听到自己的嗓音时，禁不住感到惊慌”。在场者所得到的印象则各不相同，有的人说他的声音有些“尖锐刺耳”，有的人说，“虽然地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不管怎样，当他说话时，议院是留神听的。他分析问题时，态度诚恳，才华横溢，他无视事态的颠倒反复，只是集中于基本的社会结构，有人说，“他说话时好像是从另一星球中掉下来的”，结果，他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他是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坚决拥护者，是议会腐败和天主教迫害的反对者——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值得怀疑的是，钦佩他的人读他的文章时，究竟懂了多少，因为再没有比李嘉图文字更难懂的经济学家。但是，文词也许很复杂，使人难以捉摸，它的含意是清楚的——资本家利益和地主利益的对立是不可逆转的，地主的利益对社会是有害的。因此，一般实业家不管对他的文章了解不了解，他已成了他们的战士；政治经济学在他们一伙里受到了这样的欢迎，以致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要查问，她们会不会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们。
李嘉图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尽管备受人们的崇敬（虽然他是个极其谦逊和性情孤独的人），而马尔萨斯则备受挪偷，但是，后者关于人口的文章则广被传阅并受到赞美，然后又一再受到反驳，反驳时情况的激烈即足以证明，他的论点是有分量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马尔萨斯对经济学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则人们淡然处之，即使偶尔浏览，也是出于一种忍让精神，姑且展卷一读。马尔萨斯有一种大家在这个世界上处得都不好的感觉，但是他完全不能用清楚的逻辑方式把他的论证提出来，他甚至以标新立异的态度，说这种沮丧情况（他把这一点说成是“普遍的过剩”）会倾覆社会，而李嘉图则可以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对现代读者说来，马尔萨斯的这个说法会多么使人恼火！他是偏于直觉的，是重视事实的，他生性会惹事生非，他头脑不清的讲解，在那位具有光彩夺目的才华的证券经纪人面前，将无可抗御，后者只是作为一个抽象的伟大结构来理解这个社会的。
他们之间展开了在一切有关方面的争论。1820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篇幅摘录了这位教士在论证上的暇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观点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从而轶出了他著作的本题之外。
最奇怪的是他们两人在私交上却很亲密，是要好的朋友。李嘉图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在金银价格问题的精彩的书信之后，他们两人于1809年相遇，然后两人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先生（他竟敢冒冒失失地表示出来）的反对意见。起先是詹姆斯·穆勒，然后是马尔萨斯，发现了写这些书信的作者，这三人从此结为知交，一直持续到终生。一连串的通信在他们之间交流着，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访问。玛丽亚·埃奇沃思，一位同时代的作家，在日记中说，“他们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
他们所进行的并不都是严肃的讨论，他们都是很通情达理的人。马尔萨斯不知是为了遵守他的理论还是为了别的原因，结婚得很迟，但他很喜欢参加社交集会。他故世以后，有个认识他的人回想他在东印度学院的生活情况时说，“那些悄悄的戏谑之言，那些外表上的敬意，年轻人偶尔爆发的‘造反行动’，那位波斯教授奇特的文雅举动，以及带些老式的那些夏夜聚会，现在这一切都已成陈迹了”。
一些小册子作者把他比作撒旦，但马尔萨斯是个漂亮的高个子，为人彬彬有礼，他的学生在背后管他叫“大爷”。他仪表上有个缺点——缺唇，那是从他远祖遗传得来的，他的话有时会使人难以听懂，在字母L上发音有困难，有一次他对着一位有地位而听觉有毛病的夫人的助听器说：您想去看一看基拉尼湖吗？”她听不懂这句话，一时显得很窘。这个发音上的缺点和他的名字与人口过剩问题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使他的一个相识这么说：
哲学家马尔萨斯上周在这里。我为他邀来了一些可人意的未婚男女款待他。他是个温厚的人，对每位女士都彬彬有礼，只要不触及人口过剩问题，就不会发生任何可能有的不愉快情况。……马尔萨斯是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假使我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能具有像他那样的智慧，就是说话时口齿不清些我也不在乎。
李嘉图在家里也喜欢招待客人，他的早餐是有名的，他似乎很爱好猜谜之类的游戏。埃奇沃思女士在她的《生活与文学》中谈到了他生活的一个侧面：
花花公子——史密斯先生、李嘉图先生、范妮、哈里特和玛丽亚这一伙人都得意洋洋，去寻欢作乐，有些人还在梳妆打扮。李嘉图先生有时独自地昂首阔步而行，像个花花公子，样子很滑稽可笑。
作为一个商人，他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他的兄弟写道：“他治产致富的能力并没有受到人们多大重视，大概最能显示他过人的才华的，莫过于他的经商能力。他在业务上一切细微曲折的知识无所不备，于计算数字时具有惊人的速度。关于他自己的巨额交易，他具有可以不费什么气力而从容办妥的能力。他镇静、沉着的态度和敏捷的判断力，使得他在证券交易所的同事们远远落在他后面”。后来他的儿子还说，他父亲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他具有过人的观察力，一般人都把事态的重要性过于夸大。他说，“一般人做证券交易时假使都能像他父亲所见到的那样，价格涨落的幅度就会小些，他买进，是由于他知道，未来的过度的涨势会使他获得利润。当证券在下跌时他卖出，是由于他深信，惊惧和恐慌会使价格低落到基于情势没理由跌到那样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