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说过，每个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科斯用交易费用看问题，张五常用合约看问题，巴泽尔则是用产权看问题。
巴泽尔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一些产权与合约的问题。
为什么卖冰箱的要承担保修责任？
地主为什么要选这种合同而不选那一种？
奴隶既然完全是奴隶主的财产，怎么还会有奴隶赎回自己的情况发生？
尤其是最后一点引人入胜，有产权意味着有全部的使用权、收益权，那奴隶应该完全存不下个人财产，怎么又有钱来赎买自身？
巴泽尔发现，除了卖完概不退货的，没有所谓“完全拥有某物的产权”这一说法。事实上，一个物品有很多属性，在交易中，这些属性并非是一个人完全占有。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交易了之后直接把所有权利给对方不好吗？
当然好，科斯说了，产权明确界定是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前提条件。可是有约束存在，无法完全交易。
这个约束是效率最大化假设。这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说稀缺也很好），所以要在交易过程中收益最高，成本最低。
收益方面，还是之前的冰箱，为什么要把保修的责任给厂家？因为厂家对修理的知识更专业，消费者花钱，将“可能损坏”这一属性给厂家去承担，是双方都获利的事情，如果让消费者去承担，评估成本高，交易价值差。
成本方面，就是交易成本了。巴泽尔的定义是权利的获得、保护和转让成本。他对交易成本的定义很清晰，没有那么宽泛，我很喜欢，很多经济学家的定义都太宽泛了，没有解释力。交易成本中有一项就是考核、监督成本。因为对物品的一些属性测度成本太高，被迫放弃这一属性，将之放入“公共领域”，一旦放入公共领域，就会引起对方的赚取。
比如，奴隶主是拥有奴隶的劳动力，但他对于如何测定奴隶工作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不可能随时看着奴隶，奴隶也就有可能偷懒，用一些劳动力积累财富以赎回自己。
转让方面对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无动于衷，而要采取限制措施。这就要用到合同了。如果说产权清晰是最大化的前提，那只要一方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责任就可以达到产权明晰。合同就是靠着对责任的分配来做到这一点的。
比如，为什么快餐行业用计时工资，流水线用计件工资？显然是因为快餐业是集体作业，每个人对产出的贡献不好量度，就采取计时；流水线计件是因为产量和产出贡献直接相关，很好测度。
这也就是不同合同的由来，一组交易就产生了一组合同，而对这组交易和合同进行管理的就是组织了。所以，巴泽尔是不赞同企业和市场两分法的，在他眼中，企业和市场都是一组合同罢了，至于为什么有的组织表现为企业，有的表现为市场，那就是交易成本问题了。
之前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拿我学的广告来说。为什么有的企业有广告部，有的用广告公司？我想可能是因为广告是创意的工作，不像生产捆绑在一起更好，它需要特别的激励，即剩余所有权的激励，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且企业也可以“比稿”，使效益最大化。
合同在分配风险的时候秉承什么原则？巴泽尔引入了变化性和剩余索取权。他认为谁对变化性影响更大，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句话也可以说是，谁对最后收益影响更大，谁获得更大剩余索取权。
比如，地租合同。如果土地是均质的，劳动不确定，那就使用固定租金合同，让佃农承担更大的变化性；如果劳动是确定的，土地是均质的，那就使用工资合同，地主承担变化性。
张五常说，理论是要简单而有用的。巴泽尔显然用这本透彻有力的小册子做到了这一点。巴泽尔的思路力透纸背，给我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所有权和产权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要想弄清现实世界，还需要看到底是谁在行使这个权利，这种权利结构是通过什么来确定的，又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要这么确定。这些都极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