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构建起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1968年，诺贝尔的光环首次加诸于一门社会科学之上，获奖者萨缪尔森将宏观、微观熔于一炉，在其集大成之作《经济学》中构建了经济学的大一统理论。
近二百年间，经济学从社会学科的鸿蒙世界中挣脱出来，跳脱出“政治经济学”的狭隘藩篱，插上了数学、逻辑的科学翎羽，飞越价值、劳动、地租、货币等一个个难题，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左右风向中摇摆向前，穿越派系纷争的风暴、世界大战的阴影，可谓历尽艰辛、劫后余生。
作为一种“经世济民”之术，经济学一开始就不是诞生于实验室中，亚当斯密向重商主义掷出了匕首投枪，马克思的《资本论》试图把资本主义活体解剖、釜底抽薪；凯恩斯的《通论》肩负着挽资本主义狂澜以既倒的使命……针对近代经济发展遇到的一个个问题，经济学家们八仙过海、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经济学家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争论不休。
与此同时，后来者也在源源不断地向“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经济学由刚开始的一把钝刀，不断集成新的工具，修炼成一把用途广泛的瑞士军刀，“春色满园关不住”，触角甚至伸向了其他人文学科，无往而不胜，近年来反背上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恶名。
虽然经济学从来都把“人性”、“道德”拒之门外，斥为无关变量，但是每一种经济学思想却都散发着掩盖不住的人情味儿，打上了经济学家深深的个人烙印，甚至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他们酸甜苦辣的人生际遇。米塞斯、哈耶克在纳粹德国铁蹄下的颠沛流离坚定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决心，也使他们在举世迷醉于社会主义理论之时头脑清醒、笔伐不停；投资圣手凯恩斯在1929年股市崩溃中惨遭洗劫，对于投机商人憎恨将他推离了自由主义的阵营，投入了政府管制的怀抱。当然，也有例外。有谁能想到大声疾呼自由贸易、取消关税的亚当 斯密竟然当上了苏格兰海关的关长，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虚掷在了打击走私上面，可谓天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