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像一直都有反对纯粹的象牙塔做学问的传统，从孔子开始，到汉朝的太学，然后是后来的翰林，主张学问和人生、社会的紧密结合。大约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或是学术生涯接近尾声），郎咸平选择了放弃了美国的学术生涯，回到中国，选择了学问为“人民大众服务”。有目共睹的几年下来，成了现在这种样子。
尽管只有一面之缘，但我觉得看郎咸平的东西特别亲切，这点上真的类似钱穆的文字，没有弯弯绕，直指心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依靠自学成为学问家的人的共性。看到郎咸平在《操纵》等三部书上的自序，我觉得他像极了一个人：http://blog.sina.com.cn/u/1281117174，他是我在内蒙的同事和师长，对我的思想启蒙影响颇大。更关键的是，他们之间的风格、性格有太多相似之处，显然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孙老师是“老三届”，逮到一个机会上了学，基本上都是靠文科的底子，理科的东西，思维上倒也有共通之处，但在常识、知识方面则欠缺很多，他也知道这样的缺陷，也知道关键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坚持不懈，颇有成就。
孙耿直，直言不讳，尤其是自己可以从学理上证明的东西，坚决不让步，这是不是很像郎咸平？他们好像都有一点“坏”，一方面可能是耿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可能是成长过程中心理阴影的结果，他们的成长道路同样的颇为不易。长大后，这种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性格都会不由自主的体现出来。好在他们都耿直，都能主动说出来，倒也不至于影响什么，不像前任工作单位的领导，一直心理有阴影，多年不发作，直到成为领导，发作起来，搞的鸡飞狗跳，好端端的一群人，各奔东西，咱就从塞外来到江南。
乍看一下，孙的外型与郎也有得一比。他们的文字也有类似的风格。也许我现在不能言状，但凭我理解孙老师的方法来理解郎咸平，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郎前面的书都是商业性的，看似学术性的作品，实际上都是他指导学生做的，时间一长，可能有人会怀疑郎的学术水平，在加上政治方面的因素，郎可能需要一定的自我证明，现在好了，出学术专著，还是人民出版社的（不过我很怀疑这又是一次商业行为）因为只是导读一类的《从历史角度看公司治理》中就可以看到不少文字的错误、图表的不严密，印刷的失误等等，试图用党证明自己的方法，来证明自己。
现在，我们该怎么评价这个总是跳出来的“红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