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一词，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被谈论得热火朝天，无论文化界还是艺术界，都在谈论它。自然，这与怀旧心理有关，也与思想界在九十年代发生巨大断裂、那些曾经高举现代化大旗的旗手们在利益、知识结构、现代性目标诉求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分化之后，对于八十年代的重新阐释、评价有关。
而在众多的关于八十年代的想象、论争、描述中，唯独漏掉了经济学界这一环（在那本最为代表性的、一个月就卖掉一万五千册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采访对象也多为文化界、艺术界人物），而柳红的叙述则补上了这关键一环。她在此书里用“以人带事”的方式，叙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学人探索改革的历程记录。也许是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紧迫性，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于眼下，因而柳红的这些记录很容易被人忽略、被人遗忘，如今高校里的经济学教育，也很少会去详细地描述这一历程，但如果从八十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框架中去认识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则会彰显出重要的意义。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种改革决策的提出，与其说是一种解放的开端，毋宁说是一种自救的肇始，是在乌托邦式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碰壁之后，以世俗化的社会主义作为前进之路的自救。正如书中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女儿谈论其父时所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当他为之献身的事业竟然走到与其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上去……给他造成的刺激会更深……推动他改革的愿望会更强烈”。然而与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形成的“救亡”与“启蒙”之间的二律背反所不同的是，在这条自救之路上，“启蒙”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福柯进而解释了这种“不成熟状态”：“不成熟，指的是我们的意志的一种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福柯:《什么是启蒙》）。即启蒙是从被动地对权威的依赖中走出，运用自我的理性来进行主动性的思考。
八十年代的这批中国经济学人，正是从对权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盲信中走出，理性地依托于对中国现实的考察与它国经验的比较分析，对经济改革之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之路上，他们从西方经济学、东欧的改革理论中汲取养分，但并未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兼容并包。当然若单从结果上考量，这种探索依然是不成熟的，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代经济学人的勇气，却使得这个群体在学术风骨上脱离了不成熟状态。
所谓勇气，不只是理论勇气，更多的是在政治气候左右摇摆、不停转换中，表现出的不见风使舵、勇于担当、坚守节操的勇气。在记录《经济研究》杂志的转型的一章中，提到1987年，《经济研究》主编唐宗焜在回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的批评时说“我没别的乞求，只是想把自己当成一块砖，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我要当这么块砖还不行吗？”1979年，当董辅礽因提出“政企分离、政社分离”的所有制改革而面对保守势力强迫他做检讨时，他倔强地拒绝检讨，称自己“没有错误、也没有片面性”……
而在《东欧来风》的三章中，董辅礽、刘国光、赵仁伟等人邀请东欧改革浪潮中的三位代表人物科尔奈、布鲁斯、锡克来华，更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这三位东欧经济学家当时全是流亡者，因反对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经济而不容于本国，是社会主义国度里的“异乡人”。
柳红的这份记录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也正是凭借着如此的勇气，这些八十年代的经济学人，打破枷锁，以身体力行的实践接近着启蒙运动的目标——人的解放。
修改版刊于 东方企业家 201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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