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僵硬的体制内，希望通过一种“渐进”的改革来实现破冰，是不可能的。
这篇评论来自这本书，但是关系并不大。在这本书中，无时不刻都可以感受到对八零年代的眷恋：在那样的开放年代，很多人愿意去“想”一些事，愿意去“做”一些研究；虽然这些研究本身并不能创造多么好的个人收益，但是却有人愿意这样去做。
如果把这种渐进式努力的失败简单归咎于八零年代末的那一次事件，以“突发事件改变历史进程”的观点来看待这一次僵化体系内的改进之举，未免太过于高抬单一事件的影响力；即便没有事件发生，这一次的改进是否可以为继？
从制度本身来看，八零年代是从一个严格僵化制度中“解冻”的时期。之前的时代自不必说，机械性的制度约束，让整个国家陷入崩盘的危机之中；从79年（可以认为是八零年代的历史元年）开始，整个制度体系进入一个“适当宽松”期，宏观政策（方针）经历了一个从“明确方向的演进”到“混乱的道路探索”的变化过程。宏观政策（方针）的改变对所有的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无论是知识还是生产过程，合约经济的渗透，刷新了所有行业的发展面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变化延伸到了今天（虽然有些变质）。
从经济学本身来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去研究过去被封闭的理论——虽然对于大部分归国的学者而言，这些理论的演进了30年，而这些演进他们大多一无所知。八零年代是一个新的起点，老中青三代的学者几乎是从同一条起跑线开始起步，会议、通信、访问交流、译著甚至是前沿理论的初步介绍，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理论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这一增进的过程在八零年代渐入高峰。
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经济学（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八零年代开始，是一个婴儿长成的过程。从出生到最初的嗷嗷待哺以及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说话和第一次走路，都是在呵护之下进行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婴儿期的学科建设，本身受到的禁锢很有限——因为无法对成年人构成威胁——即便是轻微的“越轨”行为，也会获得善意的价值评判。因此这一相对宽松的条件本身并不让人觉得意外。从人的成长角度来看，从初生期到认知期再到受教育期的这一过程，并非一直是这样的“放任”。事实上，从最初的识字开始，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架构就是在不断的受到束缚下发展的过程。
每个过来人都会怀念“童言无忌“的时期，因为那段时期看似是”最宽松的发展期“，所想所言、所作所为受到的束缚很有限；从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上来看也是如此，初创期虽然艰难，但是外在的框架约束并不强烈。
当一门学科的发展度过了初创期，渐进到更高一层次的研究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有的框架产生冲突。在外部框架相对松散的条件下，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各方妥协以及相互补偿的，也可能向最有利的方面增进；但是在一个相对僵化的制度框架下，这种”跳出去“的尝试无疑会受到最大的挫折。虽然advocates可以表示，我们的建议是积极和改良性的，但是bureaucracy僵硬的反应，会打消advocates的绝大部分建议——因为这些建议会影响到bureaucracy的现有制度运行。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八零年代末的那一次突然事件，经济学的发展到九零年代依然会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只是这一束缚将是”层层加码“的。虽然我们一直在呼吁足够开放的研究，但是很遗憾，面对这样的一个现有制度，我们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