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柳红不断透露出的，是一种有些离愁别绪的怀念。八零年代在记忆中留下的，是兼容并包，是开明政治，是敢想和敢做。
我们究竟要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学术界发展的盛世？
没有对比无法突出时代的不同；这一点在这本书于这个时代问世有着特别的意义。为什么这本书会获得如此多的评价？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隐晦地批评了我们所处在的时代。
89年作为一个政治拐点，也是学术发展的分水岭。纵然随后我们看到一拨又一波的爱国学者回国发展，想把一腔热血拿来报效祖国，但是在严格到极致的政治制度束缚下，大部分幻想着报效国家的学者还是失望了。客观地说，国内的学术界很庸俗，并且难以看到改进和净化的希望。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批判的焦点；我们想指出的，是导致这一点的源动力。
究竟什么力量导致、加速、促进了这一过程的转变？究竟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学术界渐渐走向庸俗化？究竟是什么让大部分的“有志之士”不得不（或者是甘于）抛弃那些光荣与梦想，去追逐现实利益的最大化？
每当我们看到孙冶方的事迹时，我们总是在感叹，但是另一方面在心底里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的苦难千万别摊到我的头上。大部分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想的？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有这种想法的人相比不在少数。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吃苦，而是我们更关注吃苦之后能有多少幸福，或者说我们没有准备好需要承担多大的苦痛，才能达到孙冶方那样的成就和地位。换句话说，既然混日子都可以混得好好的，何必去做苦行僧呢？
现在的环境，做一个比方，就是两口锅：一口冷，彻骨的冷；一口热，但是温度还没有到灼烧的底部。选择那一口？相信很少有人会选择那口冷锅，很少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能量将它加热，毕竟即便是热了，一盆冷水淋头，还是会冷下来的。而那口热锅，虽然热得不怎么舒服，但是至少还没有到狂乱的境地。
无论是否如同作者所言，89年是一个分水岭；时代既然改变了，该怀念的我们自己自然会去怀念；路还是要自己去探索，所以在怀念过后，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