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在任何层次上，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使曾经被提出过，也是很少的。即使在经济学存在争议的文献中或者致力于方法论研究的文献中，方法论问题也很少被提到，这种现象非常显著。相比之下，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清楚地提出论历史特性问题，并且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被德国历史学派所探究。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少数经济学家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将这一问题提上了经济学的研究日程。这一问题也在美国制度学派中出现，并且影响了制度经济学家的思想。但是在理论层面——大家所熟知的约翰-康芒斯与弗兰克-奈特除外——在美国没能将这一问题比更早的，一德语为母语的经济学理论家们发展得更远。
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忽视，被这样一种广泛传播的错误观念所鼓励，及讨论历史特性问题的经济学家是“反理论的”。但是如果他们都是幼稚的经验主义者，那么他们就很难意识到更深刻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作为这种误解的一个例子，理查德-朗格（Richard Langlois，1986，p.5)曾写道：“历史学派和许多早期的制度主义者的问题是，他们期望一个只有制度而没有理论的经济学。”与之相反，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者对于经济理论中许多重要发展，有很大贡献，他们开创了许多“现代的”概念，诸如国民收入核算（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乘数（the multiplier）、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ies）、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bounded rationality and uncertainty）。他们所阐述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就是历史特性问题。
总而言之，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清楚地提出论历史特性问题，但是在经济学的英文文献中，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主要问题出现过。然而，我们将论证，这一问题必须作为中心问题，至少对于经济学科中任何广泛的现实主义方法来说是中心问题。实际上，它是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并且它并没有因为被忽视而变得渺小。
如果这一评价是正确的，那么现代经济学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忽略都必须从自身得到解释。部分的解释是纳粹时期（从1933年到1945年）的迫害和战争破坏，以及他们对于德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负面影响，而且我们还必须把这样一个事实考虑进去，即从次以后经济学家不再被要求阅读德语文献。
但是，还有更多的影响因素。虽然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清楚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他们拥有的方法论框架都不足于处理这些问题。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的关于方法论的争论中，他们的“奥地利反对者”的胜利也部分地归咎于这些弱点。有历史研究倾向的经济学家发起的第一次方法论反击是存在缺陷的，并且充分的方法论回应并没有出现。早期历史学派传统的一个基本弱点，是对于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的过分信仰。
后期的历史学派意识到了这一弱点，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一个替代的理论。纳粹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了这一切。直到1945年，这一问题被破坏的碎石瓦砾所埋葬。传统观念普遍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在方法论的争论中输掉了，并且争论也就此停止了。
我们将在这里论证，这一评价是错误的，历史特性问题不能被合理地忽略，并且争论的所有方（马克思、历史学派和他们的“奥地利”批评者们）都存在严重的方法论和理论缺陷。
似乎这一点是明显的，即在经济学中——是的，就是经济学——这一问题被讨论和广泛争论了大约100年。社会学直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都经历了方法论的转型，这包括对于这些学科本质和主题的重新定义。这些转型进一步解释了对于历史特性问题的放弃。
在经济学中进行重建的首席建筑师是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932），在社会学重视塔尔科特-帕森斯（1937a）。虽然立场不同，但是他们对于每一学科的分析领域问题达成了共识。根据他们的理论，经济学要致力于研究“选择”，而社会学要致力于研究“行为”。同时，他们共同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企图埋葬历史特性问题。随着德国学术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垮台和20世纪40年代制度主义在美国的失败，战后的经济学遗弃了历史特性问题。诸如“一般均衡理论”的论题变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类似地，战后社会学也将自己致力于宏大的一般性主题的研究。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历史特性问题几乎被完全遗忘了。
在这里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恢复这些失去的记忆。历史的讨论将把我们带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学。我们认为，有很多东西需 要从这些过去的争论中学习。
只要一般性理论学家、经验主义者和他们的混血儿主宰社会科学，那么历史特性问题就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性理论学家们没有认识到历史特性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学可以在完全普遍性和非历史特性的假设基础上前进。过去，一些经验主义者对一般性理论学家进行反击，强调每一事件的特性问题。但是由于没能预先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经验主义者在没能建立范畴体系的情况下迷失了。在极端的情况下，一般性理论学家只看到相似性——经验主义者只看到区别。问题在于我们要建立适当的范畴和假设，在这些范畴和假设之上经验的和理论的工作都能够前进。仅仅钻研事实，在原则上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一般性理论构建和经验主义都不可能为历史特性问题增加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