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巧看到两篇书评，评论加尔布雷思是否过时的问题。
1、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梁小民
胡看乱写 前一阵到万圣书园，看到书架上有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和《不确定的时代》，还是2009年出版的。为什么要把这么过时的人和过时的书挖出来作为“汉译精品”重新翻译并出版呢？
加尔布雷思一直活到2006年，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过时了。加尔布雷思走红是在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经济衰退，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格瓦拉成为年轻人的偶像。“极左”的思想极为流行。加尔布雷思作为左翼新制度学派（完全不同于以科斯为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领袖红极一时。他反对主流经济学，以批评资本主义为己任，又有极好的口才与文笔，在哈佛校园和全世界都是知名的“学术超男”，风头比“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超男”、“超女”要强许多倍。甚至在当时“极左”又封闭的中国也极受尊重。他的著作可以内部发行，他的思想可以批判地进行研究，他本人也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他投桃报李，写文章，写书，接受采访，盛赞中国的“文革”和大好形势，似乎有成为另一个斯诺的架势。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而且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甚至讲这一段历史时，他也不引人注目。八十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复苏。当年的左派学生也成了他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或资本家代言人。加尔布雷思也很少有人记起了，1975年退休后，他只能在平静的校园中默默地安度晚年。
加尔布雷思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主流经济学家从来不承认他是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加尔布雷思充其量是一个社会学家，或社会活动家。这不是因为他从不用数学模型，也不是因为他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因为他在经济学领域没有什么建树。尽管他是美国经济学家中著作最多的人之一，几乎可以算是著作等身，而且这些著作当时相当畅销，但它们就像一阵风似的，过去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八十年代之前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还有专门介绍加尔布雷思和新制度学派的章节，但以后就全删了——教科书三年出一个新版本，是与时俱进的。
一个人去世之后能不能留下点什么，关键看他的思想、理论能不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加尔布雷思的思想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加尔布雷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新工业国》、《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和这次出版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以前译为《丰裕社会》）等，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1973年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出过中译本）。在这本书中他论述了他最著名的“二元体系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是由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社会。这两个体系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上是不平等的。计划体系依靠它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上的特权，控制了价格并剥削市场体系。二元体系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根源。他的改革就是通过制度改革实现这两个体系的平等化。
这套理论当年也风行一时，但从今天看来很难成立。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组成的。大企业是经济的支柱，中小企业围绕大企业发展，企业大小不同，权力与财富当然不同，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也不同。这是共同规律。我们现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企业兼并、重组，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他用个别事例来论证二元体系的对立，在理论上经不起推敲，在实践上也并不正确。他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偏见已被现实驳倒。他戴着“极左”的有色眼镜来看社会，得出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结论，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摘下这副眼镜。这是他的悲剧。应该说，加尔布雷思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但这副“极左”的有色眼镜使他迷失了方向。方向错了，才华又有什么用呢？
加尔布雷思是一个过时的人，他的思想、著作也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尽管仍然需要批评资本主义，但批评的方法与内容与加尔布雷思也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著作在今天没有什么意义了。也许个别研究者仍需要翻阅他的书，但研究者自己可以到图书馆找过去的译本或原版，没有必要在今天再重新翻译出版一次。对出版业而言，资源也是稀缺的，不是什么书都值得出。译书之乱的表现之一就是抓到什么译什么，出了一大堆既没有学术意义也没有读者看的书。记得过去商务印书馆出书时，选书是很谨慎的。什么书值得出，什么书没有出版价值，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我更不理解的是这本书还被作为“汉译精品”。什么书能称为精品或经典是一个可以争议的问题，而且永远也不能统一，但在经济学中无论按什么标准，加尔布雷思的书都难入精品或经典之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没有必要西瓜芝麻、好瓜坏瓜都当宝贝。
2、
加尔布雷斯在西方暂时谢幕，而中国正需要他
桑彩/文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德龙在一篇书评中悲哀地表示：“在美国，70岁以上的老读书人知道加尔布雷斯并乐于读他；50岁的读书人知道加氏很重要并愿意读他，但不清楚他为何很重要；而30岁的年轻人根本就不会读他，因为他扯的‘完美的大政府主义’闲淡在一个右翼的年代是如此的可笑。”德龙总结说，加尔布雷斯不停推动社民主义的石头但劳而无功。
的确，加尔布雷斯的很多经济学见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带有某种时代的惊鸿一瞥的观察。他并不服膺于一个已经存在的经济学框架，而是带有记者式的直觉判断。
加氏那种带有时代特征的、短时段内有效的、没有任何成见的、充满草根精神的社民主义观察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异常重要。加氏发明的最重要的三个词语——丰裕社会、传统智慧、均衡力量——似乎可以作为刻画当今中国社会的坐标。
丰裕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不断把“经济蛋糕”做大的社会(比如中国)，它已经有某种消灭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力量，但是，它对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着漠视，认为这会打击那些创造财富，并拉大贫富差距的优越阶层的发展动力，这些人不愿意发展，经济就熄火了。所以保护优越阶层的内在激励是社会第一要务。我们很多经济学家鼓吹的就是这种哲学，他们坚决不承认社会分配也是促进社会生产的重要因素。
传统智慧，可以理解为计划经济破产之后，人们认为私有化的力量、价格解放运动(学费、医疗和房地产)以及加强中央政府调控模式是最核心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里面，传统智慧被既得利益者供奉起来，最大限度地让其他人相信这是不变的真理。
而均衡势力，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里，是指工会、NGO、贫民引发的民权运动、经理人阶层和高级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提高了和企业、政府等强势力量进行议价的能力，形成了企业内部和社会生态的均衡。这种均衡构成了一个伟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基础。实际上，中国恰恰缺乏均衡势力，暂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持续均衡的势力推动机制。
所以，加尔布雷斯在西方的去世，可以看作是他暂时的谢幕。而他应该在东方、亚细亚的东方复活，因为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他，需要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惊鸿一瞥的判断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