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穷》：一部工业革命前夜的伦敦社会生活史
如果我们随着孙骁骥回到1720年前后的伦敦，呈现在眼前的将是这样一幅图景：1666年的伦敦大火早已硝烟散尽，巍然屹立的圣保罗大教堂直插云霄。重获新生的伦敦活力四射，海港里停满了大型商船，街道上玻璃门面的商店栉比鳞次，“数以百计的声色场所、旅社、酒馆，里面满是挤在一起观看斗鸡、掷骰子、打扑克牌和玩双陆棋的游手好闲的人们，吟游歌手和竖琴师在这里表演，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着这座城市近来发生的一切。”它承担了英国出口总值的70%，进口总值的80%。来自英国和欧洲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以至于一位海关官员得意地描述道：伦敦永远不会缺乏劳动力，除非这个国家里的人已经系数死去。
这一时期，咖啡馆的兴起是值得一提的大事。以咖啡馆为载体文化、政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最新信息，都在这里碰撞、激荡、发酵，咖啡馆日益成为“公共意见的集散地”。尤为值得说明的是，依托咖啡馆，伦敦的新闻业迅速兴起，工人们甚至已经养成了每日上班前去咖啡馆阅读当日新闻的习惯，截止1709年，伦敦每日发行的报纸已经达到二十种——七年前，伦敦还只有一种报纸。
繁荣永远是浮在表面的，孙骁骥在这本书中，更为我们描述了当时英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政府和王室最关心的不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是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矿产等资源性产业都在政府控制之下，而黑奴贸易等暴利行业背后，政府的身影也若隐若现。至于那些公共服务项目如饮用水、消防等，政府却不闻不问。即便如此，英国王室和英国政府也还是负债累累，截至1719年5月，英国政府的负债已经4000万英镑。当然，这也和当时欧洲大的局势有关：“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海上争霸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荷兰，现在，英国又通过武力征服成为欧洲海上的贸易新贵。”繁荣的商业和海外贸易为政府提供了丰富的税收，这也使得英国不得不投入高昂的军费，去保护海外贸易安全。这个死循环让历届的英国政府和国王头疼不已，现在， 它落到了刚刚从德国汉诺威选帝侯之位“空降”伦敦的新任国王乔治一世，以及执政的辉格党要人身上。
如梁小民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写出了“当时英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时想到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社会生活史》，我想这本书若更名为《工业革命前夜伦敦的社会生活史》，大概也不会离题太远——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复原了当时伦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场大火之后一个城市的重生之路，咖啡，赌徒，股票，杀人犯，报纸……当时人的生活状态，被这些不厌其烦的细节一帧帧复活了。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文学化的语言，虽然讲的是近三百年前英国的往事，但与读者一点都不隔，里面的人物与故事草灰蛇线前后勾连，将全文贯穿成为一个整体。此外，300页不到的篇幅，引用的参考文献多达608条，其中八成以上为英文文献，作者扎实的工作使得这些生动的细节和优美的文笔有了可靠的来源。
说到债务危机，不仅英国政府需要面对，隔海相望的法国更为严重。由于路易十四穷兵赎武 ，军费开支惊人，他死后奥尔良公爵接手之初，法国的公债已经累计近28亿里弗尔——“当时的法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因此破产”。这时候，在英国被通缉的杀人犯、经济学家兼知名赌徒约翰·劳登场。为了缓解法国政府的债务压力，他采取的很多种措施在书中都有提到，其中最为核心的方式是直接将政府公债卖给密西西比公司——这是一家专营北美路易斯安那殖民贸易的公司，公司则用股份作为支付手段，然后通过出售股票将债务转手卖给认购股份的普通投资者。这样，密西西比公司和政府的利益就绑定到一起，化身为“国有企业”。这场游戏，本质上就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将政府债务进行转嫁。现在，所有的人希望都寄托在这家国有公司上。约翰·劳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媒体和各种运作不断放出利好消息拉高股价，维持住民众对公司和股票的信心。
法国人的这套手法很快被英国学到手了，竞争中获胜的是南海公司——自1711年起，它就成为掌握英国政府债务的三大金融机构之一。1720年4月4日，南海公司的计划以172票赞成55票反对正式获得下议院通过，上议院则只有17人表示了反对。自然，这后年充斥着阴谋、贿赂、政党之争种种黑幕。伦敦人普遍认为，通过这次经济计划，伦敦将取代巴黎成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如果你去一家酒馆，唯一启迪性的话题就是关于南海公司”。在南海公司的带动下，伦敦股票市场空前繁荣，新出现的股票公司多达两百家，涨幅最高的“通用保险公司”增长率甚至达到骇人听闻的6300%。与此同时，炫耀性的消费也成为潮流。
由于政商合谋与市场监管的缺失，一场空前的金融大泡沫被催生。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英国处于发展中的股票市场陷入停顿，不仅无数的市民、小业主在泡沫崩盘时倾家荡产，连英国的政商名流也损失惨重，其中包括科学家牛顿。事后调查显示，持有南海公司股票的议员数量高达450人，持有南海公司股票的贵族超过120人，审判的结果却是“收受贿赂的官员，表面上受到了严惩。实际上有很多人被‘保护’起来”，而对于南海公司的董事们而言，他们仅仅是被没收了部分资产，补偿“为大众造成的不幸”——还要给他们留下部分财产，重新开始生活。
这就是南海金融泡沫的始末。传统金融史对其解释都是“人民丧失理性，盲目投资”，但根据书中为我们复原的大量历史细节来看，当时伦敦人的股票意识、金融买卖的经验已经很丰富，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盲目”，这场危机本质上看是“这套金融体系引发的灾难”。正如作者在结语里面总结，“只要存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金融骗局的危险就不会消失，一个‘致富’的市场就可能被为‘致穷’的市场所替代”。除了生动复活了当时伦敦的市民社会，这也是这本书当下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