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勃伦生活的美国，与当今的中国，有颇多相似之处：“整个19世纪后半期，工业社会不断成长，给传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西方文明面临着断裂和崩溃的危险，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社会又重新回到了任由商业寡头掠夺的常态……在世纪之交，农场主发现自己必须参与政治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垄断者的掠夺，不然其收入就会化为乌有。铁路公司通过攫取公共资源和国会授予的公共土地而赚得盆满钵满……更深层的变化是美国社会的改变。随着工业的触角在大地上不断伸展，大都市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地。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再过30年，即凡勃伦生活的年代，几乎60%的人口都集中到了城市。城市文明取代了乡村文化，以维护城市利益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技术进步使工业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整个国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资本的需求和对大规模投资的渴望，给了银行家极佳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更严密地控制整个国家的商人。股票发行、并购、企业联合的不断发生，使整个经济卡特尔化。”
3.1 托斯丹·凡勃伦的世界
图书馆的书架总是不断地有研究托斯丹·凡勃伦（1857—1929）的新作加入，这证明凡勃伦这个谜一样的人物具有持久不衰的魅力。从威廉·贾非在索邦神学院的学位论文到约瑟夫·多夫曼那卷帙浩繁的权威传记，从大卫·黎士曼的不相干的精神分析到列夫·多布里扬斯基那自命不凡的哲学批判，所有这些证据无不显示出凡勃伦对当代社会现象的看法是极具启发性的。它不仅是反对旧有思维模式的经济学，实际上它几乎包含了整个社会科学，因此总是能够吸引热爱思考的人们。
托斯丹·凡勃伦出生在一个反叛的年代。整个19世纪后半期，工业社会不断成长，给传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西方文明面临着断裂和崩溃的危险，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经济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社会又重新回到了任由商业寡头掠夺的常态。凡勃伦的一生有无数的憾事，最大的一件当数他没有能亲眼目睹1929年10月24日的大崩溃：凡勃伦在那个“黑色星期五”到来之前的8月离世了。
凡勃伦的成熟作品开始大量问世的时候，美国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乱世。在世纪之交，农场主发现自己必须参与政治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免受垄断者的掠夺，不然其收入就会化为乌有。铁路公司通过攫取公共资源和国会授予的公共土地而赚得盆满钵满。货币升值给小农场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为放款人要求收回的钱的价值比当初根据原始抵押物放出的贷款多得多。银行家和东部地区的商人一味强调货币稳定，却没有认识到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和经济爆炸式增长以后，如果没有货币的大量投放，就必然意味着价格的扭曲。相对于有限的货币来说，商品早就太充裕了，这样随着价格的下跌，农场主的日子越来越难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洛克菲勒石油公司利用铁路运费折扣的杠杆作用，已经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挤垮了，其他制造业企业则正在国家保护性关税的壁垒下度过其襁褓期，各种稚嫩的工业正在急速成长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代。对普通人来说，这个社会已经犯下了许多错误，它们已经足以让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得到许多热心的听众了。在那些年间，工业家们绝不妥协，同时又时刻惊恐不安，工人们则饥肠辘辘，满腔怒火，因此一点火星就会引发激烈的暴力冲突。尽管全国劳工联盟已经瓦解了，由削减工资和其他不公正引发的罢工斗争还是此起彼伏。到了19世纪80年代，劳动骑士团这个融合了兄弟会、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以及真正的工会主义者的奇异组织，竟然成功地令无所不能的铁路大王杰伊·古尔德不得不作出让步。干草市场事件后，劳动骑士团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团结了劳工精英的美国劳工联合会。联邦政府在帮助资方对抗工会这一问题上，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不决的态度，例如在1894年普尔曼大罢工事件中就是如此。与此同时，不管是属于美钞党还是人民党的农场主，眼看着农产品价格下降，而货币却越来越匮乏，也开始对劳工组织施加压力。中西部广大地区的干旱和雪灾则无异于雪上加霜。民粹主义运动，尽管在气质上是无知的，但却表现出了某种美国本土特征。农民和工人都提出了变革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要求，这表明美国需要某种改造。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商业领域呈现着一种丛林战争状态。各个铁路公司之间的竞争很激烈，但是由于它们分别在不同地区居于垄断地位，因此能够轻易地从各自的垄断市场内攫取超额利润来弥补损失，对此它们丝毫不觉得羞愧。迫于固定成本和大型资本性投资持续增长的压力，联合和并购事件不断发生，完成这种工业集中化所需的支出最终都要由消费者、农民和工人来承担。在保护性关税体制下，农民只能以十分低贱的所谓世界价格来出售农产品，而购买所需要的商品时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价格。随着19世纪60年代格兰奇农民合作社和19世纪80年代农场主联盟的出现，农业政治性组织开始形成，代表着一种抵抗运动的兴起，它要求改变原先那种优先发展工业的政治目标。有一段时间，这种运动似乎起了一些效果：1887年，州际贸易委员会成立；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但是，工业界采取了拖延战术并设置了许多法律障碍，所有这些改革最终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令人拍案惊奇的是，工会组织对托拉斯没有任何不满，只要能够对它们进行某些管制。
更深层的变化是美国社会的改变。随着工业的触角在大地上不断伸展，大都市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地。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到了世纪之交，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再过30年，即凡勃伦生活的年代，几乎60%的人口都集中到了城市。城市文明取代了乡村文化，以维护城市利益为目标的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移民潮也开始改变美国。旧有的乡土文化和新出现的边缘性移民群体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凡勃伦自己或许就算得上是后者的典型例子。社会日益显得变化无常，没有根基，甚至混乱不堪，使得人们普遍感到困惑和幻灭。似乎只有通过科学才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科学技术包含的自然主义观念带来了一些乐观情绪。“变化”在科学家的观念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不过一旦对社会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强权显然是一个很严厉的限制因素。自由是对必要性的承认。
技术进步使工业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整个国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资本的需求和对大规模投资的渴望，给了银行家极佳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更严密地控制整个国家的商人。股票发行、并购、企业联合的不断发生，使整个经济卡特尔化，摩根财团成了这个大陆的权力中心。当国家城市银行集团（即后来的花旗银行）和哈里曼铁路集团联合后，洛克菲勒财团就再也不可战胜了。华尔街发生的各种斗争是非常惊人的。很快地，民意就开始转而反对银行家和资本大王，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公司的利益，罔顾公众利益，就像那位说出“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法国国王一样。这个时期，出现了被称为“扒粪者”的一批新闻记者，他们追踪所有肮脏的丑事。艾达·塔贝尔、林肯·斯蒂芬斯、雷·斯坦纳德·贝克等人发表在杂志上的无数文章，使数以百万计的人知道了大公司的欺诈行为，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情绪。其实国会早在他们之前就采取了行动：为了“近距离”地观察这个社会，1890年国会工业委员会审阅了19卷材料。所有这一切，给凡勃伦提供了他需要的经验资料。
这就是2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的进步运动呼吁社会改革的背景。在以联邦妇女俱乐部为先锋的各种组织的推动下，市和州一级政府进行了许多法律变革，而商业利益集团每一次都顽固地反对变革要求。这就是凡勃伦生活的世界，即使它对其他经济学家可能没有任何刺激可言。其他经济学家正忙于研究企业、储蓄、产出和节俭。对他们来说，垄断还是一个未知领域。如果他们的研究中提到了工会，也只是因为他们对工会行为违背了市场的自然规律而感到惋惜。在官方场合出现的经济学，似乎主要就是为工业领袖和他们的金融伙伴提供某种巧妙的辩护词。
托斯丹·凡勃伦是这样一个世界中的异类。身为移居美国的挪威农民的儿子，他花了整整一生去争取完全的自由感。然而，他从来没有真正达到过这种状态，因为完全的自由感意味着他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商业价值并向其妥协。凡勃伦绝不愿意这样做。凡勃伦对美国资本主义的优裕生活有一种疏离感，因为他是在一群守护着自己家园的美国农民中间成长起来的。凡勃伦喜欢易卜生，支持绿背党，这令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吃惊不小。凡勃伦在日后的著作中流露出来的张力和压力，既来自于他自己内在的紧张感，也和他对外在社会的苦涩态度有关。与社会地位和学术荣誉绝缘的凡勃伦，因为决定坚守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而承受着强烈的孤独感。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给他自己带来的几乎只有恶名。在当时，凡勃伦的观点是奇特的，凡勃伦本人似乎也不那么“可信”，因为他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他的语法也不好，而且字迹潦草。教授们即使已经被凡勃伦深深撼动，也不能理解凡勃伦，只好反过来对他进行学术上的谋杀。事实上，当时确实没有几个人能够与凡勃伦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生活在威斯康星州乡村地区的挪威移民后裔，比其他的移民聚落更加疏离美国社会。对他们的孩子来说，英语只是在学好母语之后才需掌握的第二语言。凡勃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在17岁的时候开始涉足外部世界。凡勃伦的兄长托马斯似乎比他更有雄心壮志，正是在托马斯的鼓动下，凡勃伦申请进入卡尔顿大学。从此，凡勃伦开始失去古老文化赋予他的旧观念，同时却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新观念来代替它。在日后的岁月中，凡勃伦将成为一个“搅局者”，他就像他自己那篇著名的论文“现代欧洲犹太人的超卓智力”所描述的犹太人一样，夹在新旧两个世界中间，对现代社会发出了一系列追问，其怀疑主义足以搅乱智识世界的宁静。卡尔顿大学的课程设置是适合于金钱世界的，向学生传授了如下理念：个人拥有生命权和人身自由，还拥有财产权；财产权是上帝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设置的；财富的终极目的是享受；获得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租金是人的自然权利。凡勃伦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本来就不够自信，同时又因申请奖学金被拒绝而羞恼，而这种教育和学术训练也很难提高他对这个世界的适应能力。凡勃伦大学生涯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卡尔顿大学图书馆馆长、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翰·贝茨·克拉克引导他进了经济学之门。尽管凡勃伦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不无对经济学的嘲讽之意，克拉克还是立即看出了他比普通学生要高明很多。
离开卡尔顿大学后，凡勃伦转而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原想在那里研习哲学，但是东部的学习氛围对他来说，并不比家乡好多少。一个学期尚未结束，他就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了耶鲁大学，与诺亚·波特和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奇异的组合：波特下定决心要把耶鲁大学从斯宾塞的哲学中拯救出来，而萨姆纳却坚持认为斯宾塞的哲学有其优点。长期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和人类学教授的萨姆纳已形成了一种成熟的自然主义和演化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他受到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已经多多少少有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味道，希望社会竞争和适者生存法则能够演化出一个更好的文明。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萨姆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凡勃伦和其他人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衰败。这一信条的最初版本来自斯宾塞，实在称得上是残酷的观点：社会底层人民的贫困，乃是为了最终的完美而奋斗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人类不应当对这个过程加以任何干涉。为改善人类生存境况而进行的社会立法必然以不幸告终。从历史上看，这种哲学对人类自身并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成了为特权辩护的一种理论依据。因为这样，工业寡头所进行的工业集中和垄断，以及他们毫不掩饰的无尽贪婪，都有了现成的理由。
毫无疑问，凡勃伦肯定不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演化。从困扰着19世纪美国的无休止的经济竞争中，他看不到社会合作。当然，萨姆纳的悲观主义无疑还是在凡勃伦身上留下了一些印记。萨姆纳反对古典经济学理论隐含的理性主义哲学，他坚持认为人类身上更多的是非理性，甚至宿命论式的行为模式。尽管竞争过程也许表现出了一定的合理性，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萨姆纳仍然担心恶性竞争会碾碎夹在富豪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处境原本就岌岌可危，如同身陷漩涡之间一样不堪。
1884年，凡勃伦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主题是康德的伦理学。由于没能谋到教职，他回到了老家的农场，在随处闲荡中度过了七年时光，间中与他父亲聊聊天，有时还会妨碍到他的兄弟们。他阅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拉萨尔和哈里特·马丁纽等人的著作，同时观察着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凡勃伦想撰写关于现代工业的著作，并想探寻某种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出路。1890年，凡勃伦终于重回世间，来到康奈尔大学寻求职位。凡勃伦只得到了J.劳伦斯·劳克林的赏识。劳克林主要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他觉得新成立的美国经济学会太激进，不想参加。凡勃伦戴着一顶浣熊皮帽子，直截了当地向劳克林自荐说：“我是托斯丹·凡勃伦。”劳克林老人对他印象深刻，设法获得特批，把他留在了康奈尔大学。1892年，劳克林前往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时，也带凡勃伦一同前往。凡勃伦此时已经35岁了，但还是没有成为正式的教职工，仍然只是个助理。在芝加哥大学，除了其他事务以外，凡勃伦负责《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凡勃伦也曾经有机会走上讲坛，但他留不住学生。他们既听不清凡勃伦的喃喃自语，也不能领悟他思想的精妙之处。
与雅克·洛布和约翰·杜威等博学之士的交往，给了凡勃伦许多启发。1899年，凡勃伦出版了《有闲阶级论》，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从许多方面看也是他最激动人心的一本著作。这本书的写作主要采取了文学手法。威廉·迪安·豪威尔斯这位传播美国现实主义的使徒为这本书写了书评，使它广为人知。尽管《有闲阶级论》表面上是在描绘太平洋岛国和其他遥远地区的土著的生活习惯，实际却是用一种冷峻而充满野性的笔调，以一种独特的散文风格，实实在在地剖析了叶克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哈珀家族等豪门的生活。它用一种“庄重”的幽默，掩盖了对资本主义的虚伪行为和追逐铜臭的生活的蔑视。凡勃伦运用文艺描写的方法来突现其他人很可能忽视的社会现象，他还经常模仿某些教授的说法来进行反讽。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凡勃伦的另一篇论文中，他说，
如果我们对这种纠缠于对边缘内卷、胞间开裂、绒毛覆盖和念珠串生等各个变种进行归类的“单子叶植物工资学说”和“隐花植物利息理论”正变得越来越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们所要着手研究的细胞质、细胞核或细胞有丝分裂过程又是什么？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正常状态”和“控制原理”这种形而上学将终结？对此我们打算做些什么吗？
对于凡勃伦的生平，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这要感谢多夫曼的杰出贡献。虽然哈珀校长认为他在大学中资历还不够，但是凡勃伦还是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1900年，凡勃伦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去李兰德·斯坦福大学待了三年，但那里有一种与权威拉关系的习气，令凡勃伦不满，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尽管凡勃伦丝毫不注重衣着，甚至公开鄙视居家杂务，他对女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有一次凡勃伦对他的同事抱怨说：“如果一个女人对你动手动脚，你该怎么办？”1911年，凡勃伦在密苏里大学得到了一个职位，这多亏了他以前一个学生希尔伯特·J.达文波特的帮助，然而他并没有在密苏里大学待上多久。此后，凡勃伦还短暂地出任过政府官员，不过没有取得什么建树。1918年，凡勃伦担任《日冕》杂志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勃伦到新组建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职，不过他还是待不下去。在不那么热切地争取另外一个学术职位未果后，1927年凡勃伦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穷困潦倒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两年。
在写作的时候，凡勃伦经常一只眼睛盯着他要分析的对象，同时另一只眼睛紧盯住那些注定会觉得有些不安的读者。韦斯利·米切尔说得很对，凡勃伦是在“对他那个时代进行活体解剖”，而且是“未经麻醉”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并没有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他的理论而试图减少读者的情绪反应；恰恰相反，他有意地激发它们，并以此为乐”。据说，凡勃伦喜欢半真半假地对待别人的情绪反应，正如他喜欢半真半假地对待一些观念一样。在耶鲁大学的一次考试中，一位教授问他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凡勃伦的回答是：“你干嘛想知道这个？”当然，对凡勃伦来说，这个问题肯定很重要。凡勃伦是一位格言大师，他创造出来的许多词语都鞭辟入里。“炫耀性消费”、“歧视性对比”、“有意识地造成效率倒退”等等，现在都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人们往往不再记得50年前凡勃伦第一次使用它们时，有多么刺激、多么尖锐。然而，当讲台被描述为“从文化有机体中渗出来的腐朽之物的合法排泄孔”时，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了。凡勃伦的幽默体现为他的反传统，他的尖酸刻薄，隐藏于堂而皇之的学术语言外衣之下，也并不是美国式的。这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凡勃伦用它来随意嘲讽他人，而被讽刺者往往一无所觉，就像童话中的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裸体却自鸣得意。正如伯纳德·罗森伯格所说，在凡勃伦那里，词语不仅表达着某种直接含义，而且意蕴深长，能够激起人们联想到许多神话和传奇。可惜的是，凡勃伦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教师。通常情况下，他只是嘟囔着自己那深奥的理论，并且有意地纵容学生不来上课。事实上，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即使身边没有任何人，他也能够继续自己无边无际的思想探索。当然，对最优秀的学生，凡勃伦确实为他们打开了进入思想胜地的大门。凡勃伦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学生韦斯利·米切尔在1945年的一次谈话中，对凡勃伦有如下评价：
凡勃伦……不会直接驳斥古典的理论教条……他只是解释为什么古典主义大师相信他们自己的理论，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还会如他们一样思考。最打击我们自信心的是他对思维惯性的解释。他并不会公然地这样做，因为他不会如此无礼。但是学生肯定要被弄得灰头土脸，在“凡勃伦剃刀”之下翻滚却看不到分享荣誉的机会……对这些成长于优裕的美国文化之中的未来之星来说，听凡勃伦的课就等于忍受没有麻醉的活体解剖。能够熬出来的学生都变得更具批判精神，不仅对经济理论如此，对他们自己也是如此。
凡勃伦从来不写学院派的标准化论文，他出版专论性的著作。他每一本著作的核心观点都是一样的，因此任何一本都能够很好地反映他的思想。凡勃伦主要的文章汇集在两本论文集当中，分别是《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和《论我们这个时代的秩序变迁》。尽管凡勃伦的主要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更像是社会学研究，他却总是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写作，他的论文集开篇也是一系列关于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社会科学的论文。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出版后不久，《营利企业论》出版，后者更接近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作本能和工业技艺的本能》出版于1914年，强调了人类对各种有益的、可服务于人类的活动的探寻，乃是出自于某些基本驱动力的作用。1915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分析了在君主制国家推广大机器技术的致命后果。发表于1917年的《和平的本质》对战后各种政策的分析，如同凯恩斯的著作一样锋利。《美国的高等教育》则粗略地勾勒出了美国大学内商业主导一切的画面。1919年出版的是《既得利益和普通人》，在这之后两年，《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也出版了，它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在20世纪30年代，却被专家治国主义者紧紧抓住，当成了预言。凡勃伦最后的著作《不在所有权和商业企业》出版于1924年，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又一次尖锐的攻击，可以看作是对“凡勃伦式恨意”的最后总结。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写道，
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类，正如其他物种一样，必须为生存而斗争。这是一个选择性适应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演化过程就是制度的自然选择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天性中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进步，或许可以归因于最适应于环境的思想被自然所选择和个体被迫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过程，而环境本身又是不断地随着社会的成长和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变迁而变化的。制度不仅是塑造出了在社会中起着支配作用的精神趋势和观念立场的选择过程和适应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人类关系和人类生活的特定方式，因此它们本身也是选择过程的重要因素。
这段话也给出了凡勃伦的理论方法。它是演化的，但并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意义上的那种演化。凡勃伦也没有因为运用了这些概念就对现实表示妥协。事实上，他对既有事实持激烈批评的态度。制度、态度、个性，所有这些都是存在的方式，也是造成变化的因素。随着社会结构的生成和改变，新生代个体被带到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新的制度生成了。新的人群占据支配地位后，社会最终会出现一定的稳定性。不过，凡勃伦坚持认为，自然的变迁是盲目而随机的。演化过程内含的矛盾，并不一定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意味着处于最底层的社会阶层能够获益；在富裕阶层不受任何阻碍地持续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同时，社会底层很可能仍然不断受到损害。
在凡勃伦提出他的演化概念之前，经济思想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社会变迁理论。虽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也成功地描述了变化和运动，但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接受。斯宾塞的机械变化概念，尽管契合镀金时代的意识形态，但在凡勃伦的体系中并没有容身之地。人的个性具有可塑性，而且人已经成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创造性因素。人、社会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它们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这是变化和成长的基础。过程和行为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当然，凡勃伦的很多观点来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认为观念是行动的计划，而人类智力是最有用的工具。奥利佛·文德尔·霍姆斯认为法律是法官在法庭上写出来的活生生的文献，查尔斯·比尔德认为政治立场取决于对产权的态度，所有这些构成了凡勃伦试图重建他心目中的“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背景。
凡勃伦的分析始于他对那些广为接受的经济学教条的批判性重估。他认为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的经济学家，都完全没有能够领悟演化分析方法的精髓。他们经常使用自然、规范、主导规律等概念，但很不幸，这些概念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适的。古典经济学仅仅为分析工业生产过程提供了一套名词术语，它只依据金钱标准评估工业过程。这样一来，经济生活的现实被一系列方程式所取代了，最终得到的不过是一些保持了逻辑一致的命题。凡勃伦指出，逻辑一致性，至少是古典经济学体系体现出来的那种逻辑一致性，并不一定是多么值得称道的优点。古典经济学家确实都是不错的逻辑学家，但是评价一个逻辑体系的依据，只能是它提出的命题与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之间有什么关系。凡勃伦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任何一个逻辑体系都有前提假设，而这必须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现实。凡勃伦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都曾经研究过各种基本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只考虑了最终肯定会导致均衡常态的那些动力机制。这种经济学根本没有给“变化”留下空间。全能的“看不见的手”、自然工资、正常价值等等概念的背后，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
凡勃伦对古典经济学的抨击，事实上是要求对经济学的一些假设进行检验。凡勃伦说，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不变性一往情深。他们的分析方法是静态的，总是表现出向想象中的某种恒定不变的常态回归的意向。经济学家尽管早就发现他们自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工业社会的理论需求，却坚持其纯粹的规范性理论的价值。虽说工业的最终产品是用于消费的，经济学家却基本上不关心消费者的实际行为，也不在意消费者会不会受到他们要消费的产品的影响。凡勃伦说，事实上正统经济学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经济学家一贯地只关心市场价格，而真正的社会科学应该处理原因和结果，以及演化过程。古典经济学说恰恰是在最应该对组织制度的成长进行考察的地方作了静态处理。凡勃伦说过，“任何以人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经济学，都必须追问人类生活方式的起源。经济学不能只关注人类怎样对待与其相关的物质资料，而必须深入探究物质文明的生活史”。
正常状态的观念及相关的分类学思想都涉及某种“推测历史”，而后果最终将导致某种关于理想状态的概念。当然，凡勃伦本人也被认为曾经求助于“推测历史”的方法，因为他对原始社会人类生活的描述显然过分简单化了，其人为性、假定性并不亚于马歇尔提出的代表性企业概念。凡勃伦承认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曾经创造出一些适用于实际事务的规则，但他还是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在总体上仍然未能完全摆脱有灵论的倾向，仍然受制于某种社会迷信观念。凡勃伦不喜欢古典经济学说体系中弥漫的改良主义味道。“常态”这种教条不仅意味着存在的一切都有其目的，而且发生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最终，市场的常态成为了自然规律的常态。
凡勃伦发现，资本的神圣权利开始于投资及其控制力融入享乐主义的那个时刻。投资与享乐主义相融合的一个后果是，从此再不能区分作为投资的资本和作为工具的资本。经济学于是就成为一个估价问题，但估价者本人却被忽视了：理论只关心“各种被估价的因素之间的金钱关系”。金钱利益被认为等同于经济利益，人类的经济状态就被简化了。凡勃伦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没有认识到经济学的主题应该是人类行为，而这显然比它所喋喋不休的供求平衡常态要复杂得多。事实上，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的中心是金钱问题，它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过程，而在现实社会中和人真正有关的却是后者。效用理论忽视了声誉和社会地位，交换的无形性和复杂性也使得约翰·贝茨·克拉克提出的单位生产率的概念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尽管生产率明显有其物质基础，古典经济理论还是更倾向于用它来指代某种可以用货币表示的东西。
凡勃伦还指责说，这些经济学家持有一种过时的心理学观念，他们相信享乐主义动机。凡勃伦说，人并不是专门计算快乐和痛苦的工具，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再没有比边沁的快乐计算更没有价值的概念了，因为人受到本能、爱好和习性的控制。事实上，习性影响着任何一种努力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习惯性因素就相当于种族倾向的本质。尽管现代心理学已经有了很多惊人的新发现，经济学家还是坚持使用那个基于过了时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快乐—痛苦函数。
凡勃伦对他以前的老师约翰·贝茨·克拉克并不怎么看重。克拉克的理论被他描述为完全静态的，很难站得住脚，而且充斥着粗俗的享乐主义味道，它把所有的存在都归结为以竞争为基础的贪欲。贪婪比任何东西都更能代表营利企业普遍遵行的规则。凡勃伦对经济史学家也不客气，他不可能同意历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即历史根据黑格尔式的“神性”的指示，在内在冲动的推动下展开自身。这种观念或许也能够促成某种发展理论，但这种理论最多只能是一种臆测，与真正意义上的达尔文式演化过程涉及的原因和结果没有任何可以感知的联系。
凡勃伦的思路是，不要以逻辑论证逻辑，而要检验假定和预设。这种思路源于他受过的哲学训练。凡勃伦能够迫使别人来到他的“主场”，凭着自己在非经济学领域的博学，给那些梦想常态将永远维持下去的经济学家泼上一盆冷水。不过，凡勃伦自己也有一定的成见，他的思想中一直盘踞着一个价值理论，其根源则是商品对社会和个人的有用性。如果一个商品能够增进经济体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或许就可以把价值归属于它。看上去，这不过是个套套逻辑，但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其他所有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对于凡勃伦来说，价值与工业技艺、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等有关。当然，技术是第一位的。分配和交换只不过是生产过程的货币表现，而价值正是通过这些途径才转化为个人收益的。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货币形式的分配，价值会展现出其真实面貌。根据这些观念，在凡勃伦那里，边际生产率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护教学”工具，而且是最差劲的一种，因为它把工业生产过程淹没了，只剩下用来交换的金钱。
这样，凡勃伦对“已被接受的”正统经济学的攻击集中于它虚幻的心理学基础、无根由的目的论，也集中于它对生产性价值和交换性价值的混淆，以及它对用“常态”来反映真实经济生活的幻想。毫无疑问，凡勃伦如果在世的话，对某些现代经济学家不会留丝毫情面。如果一般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周期之间能够建立起联系，凡勃伦是会欢迎的，但他还是认为经济学家们把自己限制在了一个过于狭隘的制度框架之内。凡勃伦的一位阐释者相信，他会把各种储蓄—投资函数以及现在经济学讨论的各种东西统统看作是概念上的分类游戏。凡勃伦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不会比他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学家的共同语言更多。凡勃伦要做的是直截了当地冲击各种教条的核心，充分暴露出它们对于可行的社会科学而言毫无用处。
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不同，凡勃伦并不觉得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多么令人烦扰的事情。事实上，凡勃伦对马克思相当敬重，他甚至曾经含含糊糊地对学生说过，马克思对所有事情都已经给出了答案。凡勃伦对《资本论》非常熟悉，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的演化论当中除了达尔文主义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的灵魂”。他对技术和工作习惯的强调，意味着在他看来制度变迁有某种职业方面的基础。当然，马克思本人讨论的更多的是生产方式，而不是对工作纪律的选择性适应。马克思以一种精巧的方式表明社会关系源于劳动，而对于凡勃伦来说，工作过程并不必然包括一个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此外，在凡勃伦的框架中，斗争的目的在于收入；而在马克思那里，是为了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凡勃伦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说到底，凡勃伦终究不是黑格尔主义者。
在《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凡勃伦向马克思致敬，说他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但是，凡勃伦还是认为，对于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必须根据它自身的目的和基本假设来进行整体上的考察。凡勃伦发现，马克思本质上仍然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他推导出的逻辑体系，其稳固性甚至超过了前人的体系。不幸的是，马克思的体系仍然是目的论至上的，它提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天堂。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神秘理论，劳动后备军的概念显然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它意味着人口的增长与资源的限制无关。这样，资本积累理论也就不能显示出多少有效性，因为它同时受到劳动后备军概念和剩余价值概念的束缚。
凡勃伦的剥削理论与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大相径庭，因为他优先考虑的是文化和货币因素，而不是源于资本运用的纯粹物质因素。另一方面，对于“经济人”的概念，马克思也没有表现得像凡勃伦一样大惊小怪。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克思自己的资本主义模型就是建立在自利假设基础上的，这个模型来源于李嘉图。凡勃伦拒斥享乐主义，这就迫使他必须以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者大相径庭的方式来对待本能和动机。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体系仅仅在进行阶级分析时，才会考虑心理因素。当然，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主义”的，因为它的理论已经对私有产权、国家的角色、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考察，而凡勃伦眼中的制度实际上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此外，在许多方面，凡勃伦对资本主义有闲阶级无用性的刻画更为尖锐。在马克思那里，心理因素只是他的体系暗含的一个内在因素，但在凡勃伦看来，动机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必须单独拿出来讨论。
某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比如说手杖和妇女的高跟鞋，对于凡勃伦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亚于租金、利息这些东西。正是因为动机在经济过程中有显著的作用，凡勃伦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以及其他无数的交易细节。相较而言，马克思总是怀有某种道德目标，而凡勃伦则尽量避免对文明的前途说得太多，只是提到它受制于客观演化过程。当然，凡勃伦和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必须从“变化”中理解制度和社会关系；他们都看不起正统经济学家的僵化思维；他们都承认由于某些人想攫取最大部分的社会物质剩余，剥削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相信，物质动机是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强大力量，尽管凡勃伦对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在马克思的体系内，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最终会到达一个极限点，一旦超过这个点，经济将不可能有效运行，因为消费将不能再与生产保持一致。这就是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这种观点似乎具备某种有效性。凡勃伦尽管同意财产权及其衍生物是所有斗争的焦点，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中内含的黑格尔主义的因素。凡勃伦对当前问题的看法，暗示着社会存在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凡勃伦知道，与马克思“引爆”资本主义的做法相比，这应该是一个更合意的结果。凡勃伦完全接受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经济动因，但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对凡勃伦来说，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至少有着同等的意义。
因此，凡勃伦认为，变化是经济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就是对制度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研究，过去的历史是深深嵌在这个过程中的。凡勃伦的这种“过程”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生物科学，但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囿于汤因比式的节奏或周期。凡勃伦强调，历史并不是某种预先安排的展现。历史上有太多的机遇和意外，“内在历史进程”无法从容地展开。对于任何一个有关发展的既定逻辑框架来说，总会有它不能涵盖的其他原因。当然，我们需要建立起各种关系和关联，但是凡勃伦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长河中唯一的活跃主体是人。人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这是历史进程发生的场所；社会行动和经济活动总是个体行为的展现。历史环境给出了个体行为的客观条件，因此制度和思想潮流总是来源于个体适应社会行动的整体性的过程。
由此可见，凡勃伦完全同意个体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更强调的是功能而不是结构。然而，后者包含了分类、分级、功能分析，同时结合了历史和演化的概念，它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真正动态的。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制度累积、经验扩增等因素才能得到解释。另外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制度是如何影响个体的日常行为模式的。在这里，凡勃伦转移了战场，这也就清楚地表明了他本人的兴趣所在。凡勃伦说，文化是由物质因素塑形的，然后又固化为习俗和制度。那么，所谓的物质因素到底是什么？显然，它们不是别的，就是工具、土地、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它们构成了变化所需的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对于凡勃伦来说，现代社会中主要的推动力可以归结到技术上。
可惜的是，凡勃伦对政治因素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过于强调技术了，没有考虑政治规范和政治结构。就这一点而论，马克思比凡勃伦更胜一筹。马克思认为政治行动是促成变化的重要工具。纯粹依赖于技术的思维习惯也并不一定能确保一个美好社会，因为除了单纯的技术之外，人类意识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理想和激情确实可能会被机器扭曲，那是极为苦涩和可怕的，正如纳粹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一疏忽是凡勃伦理论体系的弱点所在，尤其是当他试图让工程师承担社会革命的重担时，这一缺点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
与一些有类似写作风格的欧洲学者一样，凡勃伦设想可以把历史人为地分为早期野蛮时代和晚期野蛮时代、劫掠时代、准和平（蒙昧）时代、手工业时代和商业时代。在后面两个时代中，金钱文化盛行的状况已经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完全类似。野蛮时代终结于中世纪的某个时期，不过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蒙昧时代，而现代社会的气质则是由机器生产过程所决定的。凡勃伦在进行这种区分时，附了很多参考资料，表明他是一位博学之士，但他叙述的方式和语气却似乎在表明，整个商业只不过是工业领袖花钱炮制出来的巨大骗局。
凡勃伦认为，人类社会的几个早期阶段中表现出了合作行为。在这些太平时期，没有产权，没有交换，也没有价格机制。然而，随着物质产品的剩余开始积累起来，对勇士和祭司来说，实施某种统治就是合算的了。这样，单纯的野蛮时代就开始过渡到蒙昧时代。当和平的生活方式被好勇斗狠的劫掠行为取代后，人类的劳作本能就被压抑了。以往是人与自然对抗，此后却是人与人对抗。整个新生活方式的核心是私人财产。财产表明了其所有者在公众面前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他们获取名望的工具。这样，财产权的起源就可以追溯到暴力和欺骗行为，代价是所有有益的人类行为倾向都消失了。身份制和等级制成为了人类的宿命，有闲阶级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也成为了优越地位的标志。尽管技术进步仍在继续，欧洲文明也得以维系下来，但所有进步和劳作精神都遭到了污染。人们都喜欢可以拿来炫耀的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人们渴望得到某件商品，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可以拿它来与自己的邻居攀比。一个人铺张浪费得越厉害，获得的名声越大。那些控制着财产的人不从事任何有用的工作，却能从工业过程中榨取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而还获得了最大的荣耀。
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野蛮的因素存在。对于凡勃伦来说，是种族、科学、技术、怀疑论哲学和自由放任制度，所有这些因素偶然地串接起来，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知的“金钱社会”。在这之前的手工业时代，人们对工业还有明显的敬意。不过，手工业时代孕育出来的物质主义倾向给技术变迁提供了支持。当时也存在着欺骗和竞争，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当前时代的倾向必定可以从之前的时代已经存在的习惯中找到其根源。当然，真正的劳作本能仍然存在，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还有机会为所当为的。手艺大师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形象，充分体现着劳作本能。但是，当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后，手艺大师与他的工具分离了，金钱动机取代了劳作本能，商业时代来临了。社会的物质利益与新秩序所要求的利润追求很合拍。由此，工业和商业开始分裂。
当时的人类学家通常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从蒙昧社会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过程，路易斯·摩根的经典著作《古代社会》一书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凡勃伦受其启发，认为与“有闲阶级”有关的各种制度是分阶段发展的。与这一理论相关的心理学认为，人的某些本能是由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些本能显然是创造性的力量，尽管它们可能被邪恶的制度扭曲。用“劳作本能”和“随意的好奇心”这些术语来阐释历史并不容易，但这并没有让凡勃伦觉得困扰。他已经拥有了一套关于人性的理论，它要远远优于正统经济学家那套享乐主义计算方法，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倾向和习惯比快乐和痛苦更重要。所有的形而上学，特别是神学，都可以丢到垃圾袋中去了，因为向性运动和反向活动，以及根深蒂固的习惯，足以解释人是怎样欺骗人的。
凡勃伦指出，虽然本能都是古老的，但它们仍然必须与制度的变化相适应。本能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社会因素，这是实验心理学很久以前就证明的事实。本能不是遗传得来的，而是某种源于社会经历的心理反应。当然，本能必须是稳定的，不然就不能用作分析工具了。凡勃伦所说的本能不符合威廉·麦独孤对本能的精细分类，也不同于华生的严格的行为主义，而更类似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凡勃伦的本能心理学源于雅克·洛布对向性反应的生理学研究，不过在凡勃伦看来，本能并不是单调不变的一种东西，而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活跃的模式，建构了个体的特定行为模式。本能总是受到它所作用的情境的调节，而且总是表现出能够适应新条件的能力。本能无疑包含着智力这一元素，其最发达的形式则是劳作本能。从这些生物性根源出发，可以引出一整套“派生标准和推论规则”。
在凡勃伦的体系中，最主要的本能是劳作本能、父母天性和随意的好奇心，其他本能还包括傲慢、利己、构建和好勇斗狠的倾向。凡勃伦对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劳作本能和父母天性提供了获得良好物质生活和繁衍后代的动力。凡勃伦说，幸亏这两个本能居于支配地位，如果没有它们，社会定然是奇形怪状的。不过，它们经常被恶行和致命的不良习俗污染，同时它们的作用也经常被从很早的蒙昧时代遗留下来的陋习扭曲。尽管存在着这些压力，还受到制度性的限制，劳作本能和父母天性还是很好地发挥了作用。此外，它们的生物基础也是不能忽视的。作为一种高等动物，人类这个种群被赋予的本能倾向和向性姿态的完整性，制约着其群体生活。
父母天性是一种利他本能，带来了对公益的关心：首先是对家庭的关心，然后升华对为全人类的关心。它与自利本能或索取本能相对立，后者通常导致自我鼓胀。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随意的好奇心与玩乐的天性有关，是所有疑问的来源，它推动人们去探索纯粹的科学问题、实践中的困难，甚至包括看上去完全无关的其他问题。开发和创新活动就源于这一本能。但是所有这些本能当中，最重要的是劳作本能。劳作本能并不是单一的冲动，而是包含着多种驱动力的复合体。劳作本能提供了操作材料、提高生产效率的推动力。从根本上说，它就是有用性本能。劳作本能包含了创造性和对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它增加着我们的技术力量，帮助人类根据需要重塑自然；唯一能够对它构成限制的，只有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或宗教仪礼。
父母天性和索取本能之间存在的冲突，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威胁。不过这主要是心理冲突和文化冲突，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源于生产过程的冲突。在此基础上，凡勃伦勾勒了文化变迁的概念。由此不难看出，为什么凡勃伦不能共享马克思的目的论哲学。凡勃伦自己能够说的无非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的论述太过僵化，不能处理变化。凡勃伦说，文化的成长乃是长期适应过程的累积性结果，若要对它进行追溯，最后可以回到个体的生物学属性上。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从各种本能模式中生长出来的所有制度，都是“自然”的。制度型构着文化，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主体及其环境一直都在相互影响。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自然也包括经济活动，因此有关这种过程的理论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得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对经济的起源进行发生学研究，对于理解社会前进的道路是至关紧要的。
从某个角度看，制度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这是凡勃伦说制度就是思维习惯的含义所在。凡勃伦断言，对任何一个制度进行严格的病因研究，最终都能够揭示出某种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已经获得了某种约束力，指导着人类行为，为人类行为设定界限。当然，它总是会在制度许可的前提下寻求使自己永远存续下去的机会。在这种分析框架内，凡勃伦关注的一直都是过程和功能。本能和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要顺应社会变迁的压力，它们表达的是遗传倾向，它们总是服从个体的需要，它们彼此混杂、相互重叠，它们甚至相互干扰、彼此妨碍。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凡勃伦已经远远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他给出的证据来自人类学、哲学和文化史，这样他就能够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本能这个概念。本能成了提高物质福利水平的指导原则。演化过程是非人格化的，这可能意味着这种本能和另一种本能完全一样，只着眼于增加生存适应性。不过，很显然凡勃伦本人所强调的是建设性的本能，如劳作本能和随意的好奇心本能。他这种偏好本身已经隐含了价值判断。凡勃伦本人毫无疑问是站在生命保护力量一边的。有人批评说，凡勃伦这种立场削弱了他的生物学研究方法的力量。还有人抱怨说，凡勃伦所说的这些本能全都是没有精确定义过的，而且正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含糊不清的，所以也就不能完成必须由它们承担的演化变革。不过，这个批评没有看到这些本能最关键的社会性。从这种宽泛的角度来看，人的心理绝不会是固定不变的，因为变化和突变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凡勃伦如何对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很少有证据能够表明，凡勃伦了解欧洲大陆上新兴起的这种心理学。不过，毫无疑问，凡勃伦会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本能心理域的观点。很显然，凡勃伦所谓的本能，特别是那些更有益的本能，如劳作本能和父母天性本能，可以毫不费力地翻译为支撑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各种强有力的情感动机。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而且当它们表达自己时，会导致意识和行为的冲突，不过这些都不会导致什么实质性的困难。和杜威一样，凡勃伦可能倾向于强调社会制度的职责，但他也可能会修正杜威所持的个体反应的不确定性、中立性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研究思路包含着对个性的遗传学分析，这也很容易就能够结合进凡勃伦的理论图景中去。但是，凡勃伦在他那些刻薄入骨的论述中，借用的背景很可能更多地来自生物学。当然，特定种群的演化过程中偶然出现的基本习性的变化、对劫掠习性的模仿、炫耀性消费，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人类能力的极大耗费，它们对更有益的生产性本能构成了重大破坏。看上去，这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压抑、升华过程相当类似，虽然从某种意义上看，两者并不在同一个层次。弗洛伊德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对凡勃伦来说特别有意义：正是社会制度存在的缺陷限制了本能动力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而且这种冲突恰恰表明人类自身永远面临着“爆炸”的危险。
凡勃伦说，演化过程展现出向特定的种族发展的趋势，这些种族很好地适应了正在生成的制度。凡勃伦没有能够摆脱他那个年代的准种族主义思维方式，他谈到了“长头”金发的北欧日耳曼人、“圆头”高山人和“长头”黑发的地中海人等人种类型。日耳曼人被认为是最新变异的结果，最灵活，最有适应能力。事实上，现代文化反映着他们的支配地位。不过，既然每个种族自身都是由血统并不纯净的祖先繁殖而成的，而且每个个体所展现出来的个性变化范围都很大，所以对不同的种族进行比较就成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每个种族都有极为广阔的成长空间，演化远远没有达到尽头。不同时代更替之时，制度选择往往趋向于在两种类型之间进行：一种是和平的，另一种是劫掠的，而后者是占优势的。因此现代人大体上仍然是野蛮人，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制度仍然是他们的思维习惯的核心。也正是凭借私有财产权制度，他们实现了对社会剩余物质产品的控制。凡勃伦最后的结论是，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其本质仍然是原始人；或者说，现代人的天性依然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们向野蛮人回归这种返祖可能性一直存在。
根据凡勃伦的看法，用来指导行为的“近似目标”来自制度，当它们与本能要求的最终目标相一致时，社会和经济环境就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其愚蠢的制度，它们会把本能节律搅个乱七八糟。因为最终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其思维方式，所以隐藏在制度变迁之下的根本因素是技术。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相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凡勃伦关于制度成长和变迁的概念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机械的：变异、随意的好奇心、种族融合，以及其他非技术性因素都在发挥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尽管经常会出现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之间发生“辩证的相互影响”的情况，经济因素最终总是会占上风。重要的一点在于制度是可变的，它们并没有呈现出正统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永恒不变性。现代经济学理论对声誉、地位和模仿等因素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但是，凡勃伦饶有兴致地指出，地位和值得效仿的生活的标准往往是根据炫耀性消费和如何回避有益社会的工作的需要而制定的。正宗波士顿人和长岛居民的生活方式给凡勃伦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出现了两种基本立场，即工业立场和商业立场，这导致社会陷入了根深蒂固的分裂当中。工业与物质生产有关，而商业只对金钱收益有兴趣，这是机器生产过程和商业活动之间各种差异的基础，也是所有社会冲突真正的内在根源。工业创造了可用性，它带来了与有用和公共利益有关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个人利益。工业立场是一种从非个人化的角度看待更长远的生活过程的观点。有用性是很容易辨别的，因为它是使劳作本能完全发挥出来的方式。而在另一方面，金钱至上的立场则源于市场力量，它关注的是交换价值，当然这种价值从本质上看主要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交换价值的基础是可销售性，可以通过精心地制造出物质商品的供应短缺状态而得到提升。设备和资本仅仅在销售价格能够提高的时候才变得有用，这就让商业阶层能够占有来自技术应用和劳作本能的物质剩余价值。纯粹的所有权制度让商业阶层拿走了大部分的社会产出。
凡勃伦说，这就是未来的斗争。那些占据了有利战略位置的人试图化社会剩余为私人所用，并逐渐养成了所谓有闲阶级的品性。另一方面，那些参与了机器生产过程、充分表达其劳作本能的人，则可能出于本能反应，养成一种阶级团结的感情。当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不存在马克思体系中可以发现的经济人。凡勃伦强调文化差异和心理反应等概念。他不像某些社会主义者那样乐观，觉得资本主义会被自己的力量压垮，也不认为当危机出现时，工人肯定会站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凡勃伦最后一本著作《不在所有权和商业企业》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残忍挖苦的方式总结了上述观点，这也是他对这个社会的最后控诉。事实上，他完全鄙视这个社会。当然，他知道这种挖苦对那些工业寡头其实不会有多少用。就大多数人而言，似乎只要给他们一点点信心，说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将有所改善，他们就会继续忍受下去，而不会马上要求改变，尽管这种承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履行。他在早期著作《商业企业理论》中提出来的信用概念，在《不在所有权和商业企业》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凡勃伦认为，如果没有公司信用，现代公司就不可能兴起。法人可以侵蚀国家财富，竟然已经作为一项权利，早就已经被接纳为国家政策。由于不在所有权的出现，这一权利进一步又通过不在所有权而得到了扩大，因为不在所有权能够在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上发挥作用。哈定任期内政府臭名昭著的石油丑闻，就是这种商业侵吞计划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更深的层面上看，现代公司金融代表了某种封建状态，因为是那些不在本地的工业寡头占有了最大份额的产出。商业阶层拥有各种神奇的、无往不利的技巧：讨价还价、强取豪夺、推销、游说，因此大获其利，但商业阶层得以获利，成本却是由社会承担的。凡勃伦挖苦道，商业阶层侵占的公共利益越多，他们“创造”的价值就越大，他们就越受尊崇。
凡勃伦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很简单，就在于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利用和不在所有权阻碍了工艺的发展。不在所有权已经成了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制度，利用它，商人可以将所有权拆细为权益股份来进行交易。为了扩张金钱价值，资本化加速了，但这些过程经常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周期性地中断，导致至少半数以上商业账面价值的损失。这一过程也渗透进了农村和小城镇，就像在大城市中一样。《不在所有权和商业企业》一书中，凡勃伦理论的这些方面又再次出现，不过这一次少了一些他早期著作中的那种戏谑和精巧。凡勃伦已经看得太多了，他在这本书中极不耐烦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这本书的高潮是对推销技巧的描述。凡勃伦发现，商人为了保证更高的现金收入，可以毫不歉疚地激起人们的恐惧和羞愧感。最后，凡勃伦说，出售信心的商人什么都敢承诺，却什么也不兑现，把“不诚实的伎俩”发挥到了极致。
这个社会为了促进商业文化，竟然十分乐意容忍浪费和无效率，凡勃伦对此感到无比震怒。他怀疑人们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以适应物质生活的可能性。他的很多观点来源于他自己的早期著作《商业企业理论》，这本书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凡勃伦最重要的著作。乍一看，《商业企业理论》的各个章节似乎是毫无关联的文章，分别讨论机器生产过程、借贷利息、资本化、经济危机和社会阶级结构等问题。这本书有几页出现了数学公式而显出了某种权威性和无偏性，但更可能是凡勃伦在开玩笑，因为除了晦涩的数学之外，整个文本呈现出一种很强的说服力，与那种花巧手段大相径庭。凡勃伦在学术生涯中重复过多次的基本观念是，机器生产过程和对利润的强烈欲望是不相容的。工业寡头（这是凡勃伦对商业阶层的命名）对经济效率的兴趣，远比不上通过可售权利这一中介把所有权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兴趣。这导致工业领域内各种骚动屡见不鲜，经理们宁愿去追求无形资产而不是生产商品。商人们把产品能否销售出去看作第一要务，也常常降低商品的可用性以提高盈利性。凡勃伦详细解释了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使得贝利和米恩斯在此后的实证工作变得相对简单。可销售性概念的意义在于，生产过剩和产出不足同时成为不可避免的显著事实：工业生产过程本身无法推动经济走出经济危机。对利润的追求产生的冲突，直接催生了周期性危机。
凡勃伦认为对金钱的渴求已经妨碍了有用物品的生产，我们的社会弥漫着金钱至上的文化。竞争完全按照金钱标准来衡量，昂贵而精美的物品虽然不是提高生活水平所必需的，却被当作获取更高名誉的工具。有钱人因为有钱而受到景仰，美丽的事物也都被打上金钱的烙印。工业和商业之间的鸿沟是大机器工业时代独有的特点，因为在更早的时期，谋利只是第二位的目标。劳作本能得以完全发挥，它是社会中广受承认的经济利益和目标。不幸的是，不在所有权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它使一些人不工作却有权要求获得收入。土地所有权、放贷货币以及技术工人和工具的分离，导致工商业从统一走向分裂。这其实是马克思的异化论的另外一种表述。其最高表现形式能够在公司高层的行为中发现：各种操控技术之所以投入使用，完全只是为了金钱价值的不断扩张。
古典意义上的竞争在公司体制之内是不可想象的。不断追求成功的动力曾经推动着商人力争胜过其他人，但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因为小企业都被更大的企业吞并了。由于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正以反映这种变化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给出的解释只能是价格战、不景气、停滞等等说辞，把增加公共工程和扩大战备生产作为让经济活动持续下去的药方。这似乎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日后熊彼特关于公司能够发挥稳定器作用的观点，但是凡勃伦所憎恶的对象更为广泛，包括了早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人们很容易把公司想成“互相对抗的野蛮人相互妥协的产物”。确实，它曾经是征服者的一种组织形式，直到现代，也只有其他商人才能得到和平的祝福。当然，强加的和平原本就是有意图的，目的是使从有限的产出中榨取收入成为可能。在这里，凡勃伦并不是在讲述空想的故事。1898年，利用从工业协会组织的大型调查中得到的材料，凡勃伦近距离地考察了互兼董事、控股公司和虚股等现象。显而易见，生产和产出完全取决于金融家的金钱需要。他们的价格政策通过提高稀缺性来获取利润，完全不同于杰弗逊主义大行其道时小企业的政策。只要商业还能够通过某种“有意识地造成效率倒退”的方法维持下去，供给和需求就不会成为真正的经济焦点。当然，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责任落在了工人、小生意人和农民身上，但他们没有任何可能去控制这种情况。
信用扩张对公司的成长是关键性的因素，因为通过它，实物资产的价格得以膨胀到远远超出真实水平的程度。信用对于货币收益的获取也是必需的。通过资本化过程，特许权、商标和创意都能够大幅增值。这些无形资产的金融化，需要从银行体系或者证券市场融资。凡勃伦说，作为加速变现和增加利润预期的工具，信用是非常重要的。所有这些的结果是一种“逾矩的扩张过程”，资本化带来的价值似乎总是会超过实物资产的真实价值。这样，资本化就意味着能够榨取到金钱收益了。凡勃伦说，公司革命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变迁，所有权的指代对象从有形的商品转变为了无形的权利，其复杂性将在日后由约翰·R.康芒斯来揭开。凡勃伦认为，所有这一切孕育出自我扩张的态度、强制的力量和相互勾结的对工业的控制。
凡勃伦说，信用本身对于物质商品的生产并不是真正必不可少的，为了促进工业生产也可以适当地运用信用。真正令凡勃伦觉得烦扰的是对信用的异常应用。毫无疑问，信贷能够使一些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但是由此增加的购买力却令它们沉迷于投机活动，而这些活动只能导致价格的上升，无益于产出的增加。此外，信用体系是金字塔式的，一层叠一层，显著地依赖于资本化后的预期获利能力。这最终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所有新的无形资产累积起来，只为了更进一步的资本化。预期利润和资本化后的利息率成为经济周期的初始推动力，只有当建立于资本化价值之上的利润率不断加速上升之时，才能见到经济的繁荣。凡勃伦说，这个过程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导致信用和作为其基础的有形资产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模糊不清。这样很快地，商业价值和它们所代表的物质设备之间的不一致就会表现出来。当经济进入预料中的快速发展状态时，无形资产的增长速度很快就会超过实际物品的增加速度。信用继续扩张，最终迫使商人变卖资产来还债。债权人担心商业价值和真实价值之间的缺口过大，从而要求偿还债务，这就启动了经济向下运行的阶段。
根本的原因看起来再清楚不过了：由于收入通常不能成比例地增加，产出市场价值的增长幅度跟不上资本扩张的步伐。如若不然，膨胀的价值就能够被成本的增加所消化吸收，这样生产领域就成为唯一的价值来源。但是，在凡勃伦看来，资本主义的分配机制明显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经济周期是一种货币现象，主要与信用和资本化制度有关。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更有必要考察的领域是收入和价格，而不是生产。各种基本原因都可以归结于商业与工业之间的冲突，这是社会最本质的分裂。最终的结果是资本价值被迫进行重估，将贬值的负担落在“工业设备的正常所有者”身上，而最大一部分收益却落入“债权人和生产过程之外的权利主张者”的口袋中。这种情形下，财产的重新分配方式似乎总是向债权人阶层的利益倾斜。
不过，经济周期是经济本身的一种正常性质。凡勃伦认为，上升和下降同是经济周期的组成部分。不过，他在观察中发现，萧条期的出现似乎要比繁荣期更频繁，也更显著，这似乎也解释了越来越快的集中化过程。每一轮密集的资产清算和重估活动结束后，那些能够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最早成功完成重组或者重整其资本结构的公司，在经济上升期就可以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强大的竞争能力，能够吞并其竞争对手。
凡勃伦的理论强调预期回报率的突然崩溃，这看上去与日后凯恩斯提出的理论有些相似。在凯恩斯那里，是过度乐观导致了货币回报率和资本边际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过，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预期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在凡勃伦的理论中，核心是内含历史成本的过度资本化。正是这种分析思路，导致了凡勃伦的观点更加悲观。此外，凡勃伦很可能会拒绝凯恩斯关于投资主要就是有形设备的增长这一观点，因为他坚信，无形资产才是商业资本结构中最显著的因素。正是通过权利、专利、商标和特许权，商业领袖得以享受远远超出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无形资产给了他限制供给和操纵价格的杠杆。凡勃伦说，事实是，资本存量在萧条期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其估价确实可能急剧变动。因此，经济周期的长短，与对资本化进行修正所需要的时间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都是商人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吞并竞争对手而进行的资本化过程的一部分。
当然，在凡勃伦描述的景象中，垄断是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特点。凡勃伦说，公司制度导致了保护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连处于形成中的工会运动也觉得可以接受。但是，这种政策的实施将伴随着国家最终需求的缩减，因为它与机器生产过程是不相容的。在《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一书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试图通过帝国主义冒险来解决内在冲突，凡勃伦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天才解释。凡勃伦明显受到了约翰·霍布森的影响，不过比霍布森走得更远。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落后地区实施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是为了按战时体制来维持世界经济。这确实是一个颇具预言性的评论。接下来，凡勃伦其实是预测了德国在20世纪将会做些什么。德国的经济生产能力来自从英国引进的先进技术，借此建立起来的“王朝帝国”，却成了刺向“世界统治秩序”的利剑，结果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怪兽，而这正是凡勃伦已经预料到的。凡勃伦对民主也从来没有过分乐观过，因为他知道得太清楚了，所谓的国家精神往往被那些腐朽的利益团体利用，成为维持他们的权力永久不坠的工具。此外，由于支持永久备战的政策，民主政府的组成人员也都转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鼓吹者。最后，甚至连商业利益也不能逃脱其宿命：它们也必须服从“王朝帝国”的利益。当然，战争的最终产品只能是独裁政府的统治。
《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一书比凡勃伦的其他著作更能清楚地显示出他的分析与当前事件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正如马克思·勒纳所说，他的写作极少过时。早在极权主义政权真正出现的几十年之前，凡勃伦就已经准确地描述了它。事实上，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许多头子似乎是从凡勃伦这位尖酸而极具洞察力的美国教授这里得到了启示。凡勃伦对比了德国和英国的发展历程后发现，两者都体现了现代的掠夺性文化。从人民福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二者实际上相差无几，难以抉择：二者的经济和社会面貌都呈现出了强制和剥削的共同特征，只不过在德国，工业寡头们无需再去搞一些奸猾的手段以保护自己的金钱财产。德国避免了领先者必须遭受的工业浪费的惩罚（“赢者诅咒”），因此其经济能够以加速度扩张。
避免“赢者诅咒”这个思路可以解释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何以能成功地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不必承受商业所有权强加给物质商品生产的各种无形的桎梏。一旦一个国家摆脱了金钱回报要求的约束，不需要保护所谓的债权财富，她在建设工厂和生产机器方面就能够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就极权主义国家而言，最终的目标就是权力和统治。事情的发展本可以不同于现状。譬如说，如今拼命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欠发达地区原本是可以避免“赢者诅咒”的。不过，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凡勃伦多半又会以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强调，只要传统和金钱价值的负担仍然不断向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文化中渗透，这些新来者接受工业训练并享受累积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在这一整套理论中，最突出的是凡勃伦对强制的重视。强制是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中居支配地位的规则。既然劳动是一个人为其他人创造财产的过程，那么显然收入就必须来自某种压迫。凡勃伦说，在现代工业组织中，强制是富人的特权。物质商品的分配是第二位的，摆在第一位的是创造出一种能够让强制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境。既然非经济方法对于获利条件的创造是至关紧要的，那么对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施加适当压力、利用报纸广告营造声势，这些就都顺理成章地成为保证商人持续不断地获得商业收入的有效手段了。各种各样的侵略行为和利益冲突，远比正统经济学教科书承认的更为常见。
凡勃伦的经济学研究采取了演化主义方法，这使他不可能对新社会提出任何预想，但是他确实已经感觉到，国家正越来越多地支配着各种事务。军人阶层对社会的支配势必带来可怕的后果。不过，凡勃伦还是一直希望，或许终有一天，“底层大众”会打破旧有惯性和桎梏，对社会结构进行重建，无论这种重建的结果是好是坏。然而，这里还存在一个强大的障碍，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观念仍然受到持续的关注，这种情况一点都没有改变。凡勃伦认为，在技术专家和知识分子身上可以发现一缕达成团结的希望之光，这对于新的行为模式是至关紧要的。他们拥有使社会在全新基础上有效运行所必需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凡勃伦认为，权力的转移看起来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技术专家的总罢工就足以把整个国家拖垮，迫使商业阶层无条件投降。到那时，当社会按照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旧梦重新组合时，无形资产、不在所有权以及其他各种被赋予的利益都将无迹可寻。资源将会有效而适当地配置起来（不过凡勃伦没有明说资源究竟是如何配置的），工业秩序最终将符合消费者真正的需要。新的规则和新的本能将会演化出来，它们与新的行事方式一致。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的景象，事实上这样一种愿景正是凡勃伦自己在青年时代经常嘲讽的对象。从他最根本的思想推导出来的各种引申结论，只能把他带到必然出现的工业和商业之间的僵局前面。至于工程师革命，则不过是他的一个梦想：他渴望它有朝一日能够以某种形式成真，但他并不真的相信它。凡勃伦基本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看不到现实中存在着任何有可能取代资本主义的东西，即使是像资本主义一样坏的替代品也没有。这是凡勃伦的悲剧：把严酷的事实揭示出来后，什么都不再相信。人和制度之间的斗争永无停息之时，而机会总是不在个体这一边。凡勃伦从来没有表达过对资本主义的尊崇之意，偶尔一次也没有，这一点上，他不像马克思。他仅仅是一个外来的参观者，考察他所在的社会中各种奇怪的仪式。关于这个主题，凡勃伦最后说的话是，
在缩减产出那样一种商业战略当中，欲振乏力的工业、间接费用的资本化，都被所有权和讨价还价的既定体系承担了，因此，所有民主国家中现有的官方权威组织，都成了其后盾：对日常经营活动提供毫不动摇的支持，不允许任何对商业规则的侵蚀或背离，也不允许任何可能的流行的情感影响这些东西，导致任何可能发生的改变……因为无论是不远的将来，还是遥远的未来，似乎都只能令人更加确信，仅凭商业规则就能够应对所有事情。
凡勃伦在学术上的公正无私是真实不欺的。他的语气和措辞是冷涩的，但这只是表象，掩盖着他对那个时代的贪婪和庸俗的猛烈攻击。在这个方面，凡勃伦既是一位艺术家，也是一位社会批判家，正如伯纳德·罗森伯格所说。凡勃伦对他的学生或同事的缺点非常敏感，这一点让他们相当不自在。他视有闲阶级为一无是处的群体，只会炫耀身份，攀比地位。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质陈腐不堪，吸食着工业的血液。他们热衷于体育活动、养狗、赌博、宗教典礼以及其他不能促进物质福利增长的活动。凡勃伦说，令人悲哀的是，中产阶级喜欢模仿这些形式和举动，从而抛弃原有的节俭和勤奋的习惯。这一条，再加上导致文化落后的其他因素，就形成了一种不诚实的氛围。当然，不能指望无产阶级会带来变化，因为他们单是为了维持生存，就已经耗竭了全部精力。有闲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强烈地支配了整个社会，它以这样一种愚蠢的思维方式征服了生活和文化。
伯纳德·罗森伯格说，凡勃伦的敏锐和洞察力，使得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了真相，别人对他的著作一般会感到害怕，而不是愤怒。例如，凡勃伦观察到，美国学术研究竞争处于低水平。各个大学首先考虑的都是物质利益，至于真正的学术，与其说是被忽略了，不如说是被羞辱了。高等教育的管理者更热衷于搞阴谋诡计，更关心课程以外的事务，却不去追求知识。凡勃伦说，所有这些也许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大学的统治群体并不真正具备学者的素质。身为神学家或募捐者，他们不得不遵从校董会中那些工业寡头的意愿。大学既要成为成功的高等教育组织，又必须是生产标准化博学之士的商业机构。凡勃伦说，大学校长通常必须在他自己得体的外套之上再裹上一堆不舒服的东西，作为稳重和有责任感的标志，同时还必须遵从参加盛宴的绅士规矩。这其实是一种公关技巧。如果凡勃伦今天还活着，置身于种种“公共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毫无疑问他将会让读者觉得开心，因为他会用尖酸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揭露官僚体系的荒谬本质：各种复杂的官僚机构之所以建立起来，根本就是为了维持其普通“信徒”获得别人的尊敬的“适当”途径，这些官僚需要做的只是证明自己拥有“浪费的能力”。大学得到的捐赠也只是捐赠者为了得到好名声而进行的一种投资，它来自绅士淑女，捐款周期的开始和结束与财富和名望的兴衰周期是一致的。最后，判定大学好坏的标准变得与知识无关了。凡勃伦对学术圈的观察结果体现在他的《高等教育在美国》一书中。虽然这本书体现的或许只是他个人的研究，但是对那些置身于大学边缘、地位摇晃不稳的人来说，他的这些深刻思想无疑是无可辩驳的真知灼见。
关于教育的这些观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凡勃伦所坚持的信念：经济学绝不仅仅是一门研究价格和市场的学问。凡勃伦说，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都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因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必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不仅仅包括经济生活的结构和组织，也包括所有的社会行为。用阿兰·格鲁奇的话来说，凡勃伦试图找到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在他的思路当中，经济学不过是“文化科学”的组成部分。这就是制度主义的观点，市场并不是经济活动唯一的竞技场。此外，某一个时代盛行的经济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时代。这种思路有相当浓厚的相对主义味道，不过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发展和变化的观念。虽然它可能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分析化，作为一种把握社会发展机理的学术努力，它还是极为了不起的。
尽管今天称得上自觉的制度主义者的人并不多，但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谱系还是可以追溯到托斯丹·凡勃伦那里。较早的一位是希尔伯特·达文波特，他是凡勃伦的学生，后来成为凡勃伦的资助者。达文波特不仅了解古典理论中货币的作用，而且试图清理传统的理论。另一位制度主义者罗伯特·荷克希是美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悲剧人物，他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会主义的制度主义分析，它对我们今天的思想仍然有着影响。EH多尼引用凡勃伦的观点来论证工人应当获得补贴。WW斯惕沃特在他对银行业的研究当中，运用了凡勃伦关于商业和工业分裂的观念。卡利顿·帕克提出了一个关于工业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框架，它对约翰·康芒斯的观点有很大的影响，而后者的许多观点与凡勃伦很相似。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则在他父亲约翰·贝茨·克拉克和凡勃伦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位置。伯利和米恩斯在他们的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中的论述完全是凡勃伦式的。当然，最突出的是韦斯利·米切尔这位伟大的商业周期分析专家，他极为出色地应用实证研究阐释了凡勃伦提出的种种观念。甚至到今时今日，凡勃伦的影响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C赖特·米尔斯对事实调查的极大兴趣和对美国式生活方式特点的洞察力，在本质上都来源于凡勃伦；CE艾尔斯关于经济进步的研究，完全可以当作对制度主义思想传统的一种理论阐述。
公平地说，经济学中的凡勃伦流派事实上早就已经出现了，可惜没有发展起来。当这一学派的导师凡勃伦逝世时，他的信徒大多三十出头，之后他们很快就忙于日常事务，特别是与新政有关的事情。当时正是大萧条和战争期间，他们必须匆忙拼凑出一些能够迎合罗斯福总统的口味的政策。每个凡勃伦的信徒都只能够继承制度主义分析的某一个方面。其中有一些人对法律问题感兴趣，如沃顿·汉密尔顿；另外一些人则忙于搜寻更多的经验数据，然后竟然逐渐开始回避理论。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凡勃伦一再强调，没有理论的指导而仅仅是不断收集事实数据，肯定不会有什么收获。这样，凡勃伦的影响逐渐消退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以及20世纪四五十年代数理经济学的爆炸性发展，把经济学带上了另外一条路，演化论的分析框架被置于一旁。其实经济学家此后关注的很多问题都只是表面化的，没有多少实际价值。例如，博弈论对于能够在真实世界中发现的弹性和可变性少有研究。工业发展经常被看作不同地区之间的静态的比较优势问题，普通的政治问题等外部因素却没有得到考虑。价格理论成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学术界虽然承认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却认为它的无数个组成部分是紧密而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最轻微的刺激都会给整个结构造成或发散或收敛的循环影响。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坚持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松散地联合起来的经济体中，系统的某一部分发生的改变不一定会像正统理论所说的那样直接而快速地传递出去。制度成长和制度选择的过程同样是松散的，这就可以解释多种“返祖”现象的存在。精确的数理方程是优雅的，但是它也具有欺骗性。对制度主义者来说，新的经济学理论看上去不过是一盘棋，它的有用性似乎仅此而已。不幸的是，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喜欢下这种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