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一本内容我并不是很感兴趣的书，《中国的新革命：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唯一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凌志军。
忘了是公共事务报道还是对外报道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开了凌志军最著名的那本书《变化》。一下课我就冲到南区庆云三折书店，果然在快要坍坯的书堆里找到了它。我一口气读到夜里三点，还是没看完。只好第二天带到教室里看，结果发现，至少有五个人在那天同时在课堂上捧着一本红色封皮厚厚的书，疯狂的读着。
那时我还没看过《光荣与梦想》，对“非虚构叙事”还只是一知半解。凌的书极大的吸引了我对政治的关注。他对领导人和政治事件的叙述评论与大陆其他的时政作者相比，是那么的舒展而又恣意，但其中又没有港台“时政纪实”那种轻佻与促狭感。《变化》对于我的影响就像80、90年代的大学生第一次看到《光荣与梦想》一样。多年后，一位记者批评那一代大学生中一位已经成为知名作家兼记者的X，“他对于美国历史的了解不会超过《光荣与梦想》”。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对中国90年代政治与历史的了解，也不会超过《变化》。
出于好奇，我在网络上搜索凌志军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居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特别是得知他是在2003年才评上高级记者这一职称时（章敬平，《拐点》），这让我很是吃惊。《南风窗》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但他的影响力却来自于一系列的畅销书。”我不知道他算不算钱钢所说的那种“改道而出的记者”，在另一个领域寻求话语空间。
凌志军在《变化》的前言里记叙了他与父亲的一段对话，他的父亲在临终时挣扎着说出：“做……正直……诚实的记者，很难……很难。你能……能吗？”，这种对记者这一身份近似于偏执的“洁癖”，大概只能来源于那个时代的文人吧。所以，无论是凌对于调查资料的严谨，还是在精神上对父辈思想的传承，人民日报大院都是他最重要的资本。
今年年初，中青阅读版要做凌志军的新书，我有幸一起去。那是我第一次跟编辑一起去采访，只会窘迫的坐在旁边摆弄着录音工具，不知道该不该说话。当凌志军走进来和每个人，当然也包括我，礼貌性的握手时，我的心里充满了一个后辈对前辈的尊重。那一刻我自作多情的似乎看到了他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后辈的鼓励。虽然自始至终，我还是没有勇气提一个问题。
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我才真的有心思看这本和《变化》一样厚的书。《中国的新革命》沿袭了《变化》的风格。从凌志军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他在向《光荣与梦想》、向曼彻斯特致敬。甚至在一些段落的过渡和排比句处，你都能找到《光荣与梦想》的影子。凌志军自己也说过，他欣赏斯诺和曼彻斯特，理想是写出中国的《光荣与梦想》。难怪有人说，光荣与梦想，影响了中国一代新闻人的写作方式。
而《光荣与梦想》最鼓舞凌志军的其实是曼彻斯特对资料的收集，那种对于细节的“苛求”让凌志军深感钦佩。《中国的新革命》这本书中，凌采访了300余人，看了几倍于书稿的资料（大概1000万字）。在采访书中人物时，他要求他的速记员要原原本本记录对方的话，连“哼”、“哈”这样的词也要打上。在书稿完成时，他躺在床上还在想书中的“绿卡”细节。他说，追求细节的准确是记者的特质。也许这是在他“错把舒芜写成逝者”后让自己时刻保持警醒吧。
凌志军说他坚信社会需要严肃的东西，他有信心在严肃领域开辟好看、畅销的品种——不是爆料，只是实实在在的描写事实就很好看。也许这就是章敬平说他是“官方精英民间突围”的原因。
这么饱含热情的写字似乎又不客观了。这些文字全部缘于在资料室的一个下午，我再一次看到凌与父亲的对话突然感动得热泪盈眶。请再次允许我引用钱钢的话：“研究新闻史的后人，会因为不是在报纸和电讯稿上，而是在历史读物上发现某些优秀记者的名字，而不无惋叹。但他们终将意会的是，当曲折奔突的河流遇到沉沉壅蔽，改道是历史的寻常。这也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似乎心有旁骛，‘改道’别处，但他根本未曾离开佚名真正记者的信条，他心目中最神圣的字眼是‘真实’，最渴望的状态是还原，他创作时使用的是地道的记者方式。”
祝福凌志军，祝福他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