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凌志军著，新华出版社2007年4月版，38.00元。
[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李华芳
从崛起到革命
自郑必坚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以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不绝于耳。1949年后，中国百废待兴，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让世界担心其会不会威胁其他国家，会不会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发生冲突。到改革开放，才使得敌意的眼神逐渐柔和，最终热情关注中国的改变。但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让世人侧目，中国会坚守和平道路吗？会威胁他国吗？会与他国发生冲突吗？这是世界应对急剧变化的中国发出的新疑问。
但实际上，中国人本身并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仿佛那是水到渠成而无须多加思索的。当然，也有人试图解释中国的这种变化，并且认为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乃至是一种新的革命。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就透露了这种看法。
改革三十年，对于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中国企业而言，确实是冷暖自知。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辉煌的企业现已销声匿迹，曾经显赫的盛名现已灰飞烟灭，曾经默默无名的反而风头正健——吴晓波在其新书《激荡三十年》中描绘了暗潮涌动年代里中国企业的沉浮史。尽管凌志军和吴晓波两人都关注中国的企业，都试图管中窥豹来解读中国的变迁，甚至都抓住了对历史有影响的个人加以“浓描”，但吴晓波聚焦在企业冲出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束缚迈向市场的艰难险阻，并指出中国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极大改变了这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毫无疑问，他们的确改变了中国的企业史和商业环境。)而凌志军虽然仅仅专注于科技企业的领域，但并不满足于停留在商业层面，而是认为这是一场“新革命”：中关村发生的一切，极大改变了中国社会。
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探讨过技术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熊彼特看来，革命这样的字眼或许不是创新所能承担的，除非革命也是一种“创造性毁灭”。但从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解读来看，革命是“毁灭有之，创造未足”。因此，“革命”不是描述中国这近三十年风雨的最好词汇。《连线》杂志喜欢鼓吹新技术会带来革命，并且热情讴歌网络的伟大，但即使中关村有一连串响亮的名字在回荡，联想、新浪、百度等，离真正的创新却还非常遥远。正如李开复所说的，缺乏一种创新的文化。
凌志军自己也写道：“(中关村)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细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写照，尽管书中有刘志华、夏颖奇这样的开明官员，但抵挡不住这一传统本身的延展。所以，凌志军接下来写道：“很多事情，与技术创新没有关系，与经济学规律没有关系，与振兴国产品牌也搭不上边，它更多的是与我们国家传统和制度中的某些东西有关，与人性之中某些阳光和阴暗的东西有关。”这也是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中早已得出的结论。因此用新革命回应崛起，恐怕是个误读了。
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当然，凌志军“纳须弥于芥子”，将中国社会纳于中关村里，以一村看中国社会变迁，倒也有“一沙一世界”的意味。据称凌志军为写此书耗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位中关村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在这三年中，凌志军以微软和联想为素材陆续出版了《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联想风云》等或许是这种对科技公司的关注，以及素材的积累，促成了凌志军写作《中国的新革命》。这一路径揭示出其从公司到区域再到整个中国的思维扩展过程，也的确使《中国的新革命》得以“以中关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实验基地为蓝本，以中国企业成长的历史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为切入点”，从而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凌志军笔下首先涌出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对这些人物刻画中，凌志军很注重对比。如果在前一章中出现了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官僚，下一章就会出现不遗余力推动新思想的开明官员与之针锋相对；如果出现了遍体鳞伤的失败者，就有声名显赫的成功者作为对照。在中关村这弹丸之地，梦想与失落，壮志与低徊，雄心与屈辱，全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生动的历史”。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反倒不是那些科技公司，而是“新东方”。在中关村出现“新东方”这家专业培训英语的机构，恰恰折射出中关村乃至中国改革的诸多问题。首先是引进、接着是模仿、最后是基于本土的创新，中关村的大部分企业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而“新东方”是在年轻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却梦想大洋彼岸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在一片科技企业的身影中，“新东方”无疑是一个边际创新。这个公司遇到的盗版问题困扰以及诉讼等，却又与不少科技公司的问题惊人的相似。尽管凌志军对“新东方”着墨不多，但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说明了中关村发展的历史。
与强调边缘处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熊彼特不同，哈耶克注意到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进，最终能使自发秩序得到扩展，而市场机制将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信念至今仍在激励那些捍卫市场自由的人们。奇怪的是，凌志军笔下尽管有千折百回的故事，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却没有放宽视界对市场加以审视。实际上，凌志军要描述的是1980－2006年间从中关村体现出来的东西如何扩展到整个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关村被当做一个试验区，要搞成“中国硅谷”，但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发明了新技术和催生了新产品，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试验社会新思想和价值取向的重任。正如这本书的推荐语中提道：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起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演化之路
但在中关村发生的一切对旧体制的突围过程中，市场的作用在书中并没有得到凸现，而是个人的故事唱了主角。尽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思想也强调个人在自己的方向上前进，但哈耶克没有忘记专业化的个人需要通过某种机制连接起来，才能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率也更伟大的制度，这就是市场。而市场制度并不是依靠几个商业英雄和几位开明官员就能建立起来的。
布罗代尔在解释欧洲经济发展史时，曾经提到那些底层的市场构成了欧洲交换下限的齿轮，齿轮之间环环相扣，逐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以及制度的演化。在中关村那么多公司故事里，其中勾连的逻辑却并不十分清晰，更像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冒出来的，作者也没有深入挖掘背后的那些关联。尽管从技术升级的角度而言，从联想到新浪到百度也可以看出技术侧重点从微机到网络到搜索的变迁，但依然没有明确的线索可以让人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找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切入。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的路很漫长，也无法在逻辑上一蹴而就，将中关村变成推动中国变革的象征。实际上，中关村出于技术变迁而推进的改革，尽管也影响新思想的传播，动摇了旧的体制，但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的情况却不是技术变迁带来的，而是由于制度本身的变换引致的。
尽管《中国的新革命》讲了很多生动的故事，但凌志军依旧停留在描述个人英雄史以及包公式的政府官员上，并且笔端过多流露个人感情，这使得本书的史料价值受到了主观情绪的影响而有所减弱，也使得《中国的新革命》一书未能充分揭示“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的演化之路，除了英雄和政府，还有许许多多个体的自发行为。除了高科技，甚至除了“新东方”，还有卖大饼油条的，搞房地产的，替人跑腿的等等，这些书本之外的人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将整个中关村置于改革的宏观环境下，不难发现中关村或许是一个缩影，但还有很多影响中关村的因素没有纳入到凌志军的视野。这或许因为凌志军还未能从《成长》、《联想风云》所遗留的故纸堆里探出来，用布罗代尔或黄仁宇的历史观来武装，而仅仅是拿出记者写报告文学的笔调。这是本书的美中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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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智慧——中国人在微软》，凌志军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9月版，23.80元。
《成长：微软小子的教育》，凌志军著，海南出版社2003年10月版，18.00元。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凌志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25.00元。
《联想风云》，凌志军著，中信出版社2005年1月版，29.80元。
《激荡三十年》，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