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颜鹏飞
什么是资本主义？它走向何处？这两个问题是困扰人类数百年且颇具争议的重大问题。
西方学者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众说纷纭，给资本主义戴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帽子，如“晚期资本主义”、“新帝国主义”、“慈善资本主义”、“更具人道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金融帝国”、“后工业社会”、“业主资本主义”、“经营者资本主义”、“经营货币资本主义”、“华尔街资本主义”、“投资商资本主义”、“利益共享资本主义”、“法人资本主义”、“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调整的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化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学术资本主义”，以及“新型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粮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灾难资本主义”、“新新帝国主义”等等。
本书作者詹姆斯•富尔彻（James Fulcher）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能将各类资产转换成资本的制度，它的本质特征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资本主义生产取决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们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资奴隶”；危机和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常态特征之一，经济发展的稳定期只是例外。富尔彻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自身也在发生变革。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同时，也经历了两次转型：从无序型资本主义（这一阶段包括整个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转变为管控型资本主义（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者的特征是福利国家、国有化运动和“市政社会主义”运动 。从管控型资本主义发展到“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后者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信奉个人自由和市场自由运作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
该如何评价资本主义的转型呢？作者詹姆斯•富尔彻看来是力主资本主义改革的温和派，他在审视了瑞典、美国和日本三种截然不同的管控型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与转型之后认为，重新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但也尚未显露出最终危机的迹象。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则在《超越资本主义》（2011）一书中披露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七大问题——惊人的贫富差距、持续增长的失业、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与财富的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民主的退化和自然环境的恶化——进而得出激进的结论：必须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
马克思关于“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必然”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和 “三个有利于”(“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就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科学论断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并且在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阐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当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制度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在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例如，随着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生产关系已从萌芽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发展到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并存，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与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并存。
世界各国自二战以来，表现出合作、和平、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和转型的时代特征。应该强调指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制度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推动力。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表明，西方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转折、变革和调整时期。这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变革性的论断：“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性没有因此而改变，但是调整和变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无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应该充分估计资本主义在一定限度内（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调整、自我变革的能力。
新的变化、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的举措，以及资本主义内部滋生的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
3．扩充中产阶级。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
5．重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
8．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表现出“民主社会主义”化倾向。
应该指出，美国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韩国用了大约1/4个世纪，才使得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和障碍，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尤其是此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一个证明。资本主义只是历史长剧中的匆匆过客，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2012年11月23日
于武昌珞珈山
颜鹏飞： 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