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展经济学家对当今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批判。书中提出一个问题：“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穷国的经济起飞是适宜的吗？”作者回答的简单明快，富国在他们自身的起飞期所采用的经济政策恰恰是他们现在所反对的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这种前后不一的行为完全可以称作过河拆桥（Kicking Away the Ladder）。
粗略的来说，书中把经济发展政策分为两种：自由主义的与干预主义的。虽然富国在各种国际场合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但作者通过历史研究发现：这些富国在起飞期几乎都在实行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但作者此处的结论与他所批评的对象使用了一样的归纳法，如同他批判对方时所说的“这些关于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的讨论是具有选择性的（P8）”，作者的研究也可能是选择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既没有证明干预主义导致了起飞期的经济发展，也没有证明自由主义阻碍了起飞期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两个证明几乎不可能完成。他只是罗列了富国曾经在他们自身的起飞期时使用过干预主义政策。他也只能得出很保守的结论：“很多现在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其实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原因”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说法隐含了对普世价值的不赞同，为强权高压做理论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