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中国超级银行》
一首达观歌
读书笔记将分为四个部分：国开行概述，国开行与海外投资，国开行与光伏产业，国开行与地方债危机。后三个部分的读书笔记，除了援引本书的资料外，还包括平时所读的一些学者评论和财经报道。
一、 国开行概述
虽然在国开行实习了三个多月，但如果没有彭博社记者Henry Sanderson和Michael Forsythe的《中国的超级银行》此书，我对开行的理解仍然会非常浅显局限，如同要一个只偶尔打打篮球并不关心体育新闻的人突然去谈论NBA，他将无从开口。相信无论是国开行的员工，还是关心中国政治经济的人，都会感谢两位作者认真的努力，他们清晰地勾勒出这位资产达到七万多亿的金融巨人，也感慨国家开发银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因此作者赋予本书的副标题是：债务、石油和影响——国家开发银行如何重写金融规则。
观察思考陈元执掌国家开发银行的这15年（1998-2013），是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大型企业海外拓展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本文将以本书为基础，结合财新等财经媒体的报道，回顾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经济近十几年的发展经验。
没有陈元就没有今日的国家开发银行。1998年，争夺央行行长失败的陈元来到了国家开发银行。与多数红色贵族子弟不同，他不是一位热衷时髦政治活动的人，在文革时期他选择宅在家中学习英语和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九十年代初期，他是少数能够说流利英语的央行高官。朱镕基对于这位部属，同时也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的长子（没有执掌中国经济多年的上海人陈云的欣赏，朱不可能担任上海市的市长），安排他去了直接归属国务院管辖的正部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面对这个成立只有四年，仅有一个分行和三个办事处，半数借款人无法偿还债务的政策性银行，思考经济多年、心怀抱负和带有失败不甘的他决定改变这个令人沉闷和失望的现状。为此，他利用了一项极其优惠的政策：开行可以发行等同国债的债券进行融资，这使得开行有了几乎最低的融资成本。中国债券市场规模最大的是财政部的国债和开行的政策性银行债券，因此开行也有第二财政部的外号。直属国务院的正部级机构意味着开行可以生长出庞大的体格，主权债务级别的政策性银行债券则为开行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领导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预示着国开行不可小视，将在未来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政策性银行债券。
根据中国债券信息网2012年3月的数据，政策性银行债券接近七万亿的规模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其规模达到六万多亿，而排名第三的中期票据接近两万亿，其它的大部分也就达到几千亿的规模。提到中国的债市，就不能不提到高坚。他是国开行原副行长、资金局局长，在加入国开行之前担任过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和条法司司长。因为他先后主导了财政部和国开行的债券发行，被业界称为“中国债父”。购买国开行债券的大都是国有商业银行，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同时国开行的债券在资产中是计为零风险的，表明中央政府担保开行债券不会违约。而且这些债券的时间通常在十年以上，使得开行短期内没有还款压力，可以支持国家中长期的项目建设。通过政策性银行债券这个途径，中国人民的巨额存款进入到国开行的账户之中，为国开行提供了充沛而廉价的资金，本身受到政策支持的国家开发银行也才有能力去支持其它企业的发展。
良好的政府关系。
国开行成立初期从国家计委、财政部等中央部委抽调了一批骨干，其后雇佣的员工多来自中国最顶尖的学府，甚至还有一些来自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且他们中的大部分家庭背景深厚，熟悉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国开行不俗的人力资源十分有利于它处理跟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为此，陈元多次在媒体面前表现出他对开行和地方政府关系的自信。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在财税大包干的制度下，中央政府的税收占全国的比例不断缩小，甚至到了某些中央部委借钱发工资的地步。为此，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于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将主要的税种上收从而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作为与地方谈判的交换，将土地收益留给地方政府。税权被上收而事责仍要继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对调了处境，变得十分缺钱。
在陈元来到国开行后，他和国开行的研究人员参考了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意识到地价将伴随城市发展大幅升值。于是在分税制的背景下，以土地为切入点，国开行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vehicle，主要为地方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模式因为首先开启于安徽省芜湖市，所以也被称为“芜湖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公司并划拨资产，最主要的是土地，然后由开行提供中长期贷款，融资平台公司将未来的土地收益或者其它收益（如污水评估费）作为抵押和偿还贷款。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公路、桥梁、高铁、污水厂等其它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对于一些旧有工业城市的改造，还发展出了“重庆模式”这样的变体：同样，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公司，由该公司收购位于中心城区且负债累累的企业，以企业拥有的城区土地作为担保向开行融资，再用未来的土地收益偿还旧债和开行的贷款。
无论哪种模式，当项目收益不明时，国开行通常还要求地方政府兜底，用财政收入作为担保。此外，国开行采用了多个项目捆绑的方式降低风险，避免产生不良贷款。国开行的贷款因为规模大、还款期长、利率低从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青睐，地方政府也不失时机地向国开行表示尊敬。国开行开启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巨大信贷资金的支持下，在中国掀起了一轮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建设热潮，整个国家几乎被工地包围，摩天大楼、桥梁道路、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迅速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
支持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政策性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巨额、低息、长期的政策性贷款，如果支持到企业的发展当中，就如同在游戏中开了全场满魔，让玩家可以酣畅淋漓地释放技能。国开行的政策性贷款加上中国制造业本身的成本优势，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非常有竞争力，成功的典型范例就是华为。关于华为公司在印度的业务仅仅一年就从5000万美元发展到25亿美元，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Frank Hochberg评论道：“这种规模的增长已经不是良好的销售和出色的市场战略可以达到了，我们必须按照华为的方式去理解，因为它背后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30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这样的支持使得华为可以显著降低自己的资金成本，并且可以向设备采购商提供最有竞争力的价格条款。所以，我睡不着了。”
借助国开行的巨额贷款，华为、中兴为设备采购商提供大额的分期付款，并且利率通常低于这个国家的平均利率，譬如在巴西，华为提供的利率是4%，而同期巴西公司所要支付的美元贷款平均利率是5.99%。在华为发展的早期，他产品的性能尚不可以和国际同行媲美，但在国开行强大的支持下，华为凭借价格优势，以及研发人员艰苦卓绝、昼夜加班和销售施工人员背井离乡、奋战海外的不断努力，产品性能快速提升，到目前在一些具体的产品上已经超过了国际同行。国际著名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朗讯的一位员工曾经这样向他老板调侃：“我们不会死在华为手上，如果死了，那是因为国家开发银行。”
与外国签订的锁定中国企业的优惠贷款合同。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国内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同时对能源、矿石等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大，中国企业非常渴望走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与此伴随着强烈的融资需求。为了支持中国企业，国开行跟一些盛产原材料的国家签订了极其优惠的贷款合同（只在LIBOR的基础增加百分之二点几），譬如盛产皮革的埃塞俄比亚、出产石油的委内瑞拉。以扶贫发展为目的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非洲受援助国提供政策性贷款的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上的要求，但是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由于担心受援国的财政预算，即使达到宏观经济的要求世行依旧延缓贷款；受援国没有通知IMF就把钱还给了另一家美国的银行；受援助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尤其是相应的机构来实现这些目标，贷款依然流向了腐败和低效率的项目，譬如一些工厂完工之后从来没有投产。除了经济学家们各种研究报告给出的结论外，我认为必须面对一个朴素的事实：黑人对于努力工作确实不积极，他们在体育和娱乐方面更有天赋。
与这些机构不同的是，国开行直接带去了中国的企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雇佣中国的企业作为项目的施工方或者将产品卖给中国，而国开行直接将资金支付到中国企业的账户，而无需经过借款的他国政府，从而保障资金运用的安全。国家开发银行为了尽可能降低合同的法律风险，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国际顶尖律所。为了扩大在非洲的投资，国开行还成立了中非发展基金的股权投资基金，在非洲进行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开设工厂，并将中国经济开发区的经验传授了过去。
多元灵活的分支机构。
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子公司只能在香港注册不同，由于国开行的特殊地位，国务院批准了国开行在境内成立注册资金350亿的股权投资机构——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使得国开行可以通过股权投资参与到中国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当中。并且，国开金融还同国开行配合，形成“投贷一体”的模式参与到辽宁棚户区的改造等PPP项目之中，增强国开行的利润和对融资项目的控制能力，同时母公司庞大的项目资源也给了国开金融强大的支持。除了国开金融之外，国开行还拥有国开证券、国开金融租赁、中非发展基金、村镇银行等多种不同分支机构，开展多元的金融业务。为了处理国开行在海外的业务，国开行还在不同的国家设立了类似外事服务机构的国别组，每个国别组由国内的某家分行对口负责，譬如山东分行负责委内瑞拉，石家庄分行负责秘鲁。
政策性与商业性模棱不清，国开行未来面临改革
按本书作者所言，国开行的资金不仅没有挤掉其他银行进入，相反它搭建的融资平台使得其它银行可以跟进。但据财新报道，随着国开行07年开启商业化转型后，资产规模迅速膨胀，到12年6月达到接近8万亿的资产规模，几年间资产翻了两倍多。由于“服务国家战略的中长期贷款”的这个描述很虚，服务范围宽泛的国开行与商业银行的业务产生了竞争。业内人士预计国开行将成为新一轮金融改革的主角。
二、 国开行与海外投资
彭博社的记者肯定了国家开发银行海外业务的拓展，帮助中国的国有和私营企业获得原材料和建设合同，帮助非洲、拉美发展极其需要的基础设施，而且，非洲的很多国家赢得了自独立以来最好的发展局面，委内瑞拉也获得了其史上最大的贷款，拉美其它国家也获得了巨额的开行贷款。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减速，需求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大宗产品价格的风险。
国开行一直强调其在海外的业务不仅是服务国家的战略目标，同时非常重视项目的商业性，这与欧美的国际援助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际援助组织在非洲几十年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瞩目的成果，更多的是让人感觉在消费感情，甚至带去了经济和生态灾难。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2013年的第二集《慈善的善与恶》谈到了在非洲的国际援助：援助的粮食被军阀瓜分贱卖到市场上，挤掉了粮农辛苦种出的粮食，打击了当地的农业；法国援助的水井造成逐水而居的游牧部落在水井周围过度放牧导致草原荒漠化。纸牌屋第一季里的剧情不就是Claire Underwood要干这个水井嘛，为此还解聘了以前的团队，聘请了一个搞NGO在非洲援建水井的斯坦福大学优秀毕业生Gillian作项目主管，这女的个人生活一团糟，没钱买医疗保险看不起病，还跟一个外交官搞婚外情意外怀孕。
对于在非洲的国际援助，中国的百科全书式大神辉格就曾这样感慨过：“近年来给非洲人民生活带来最大增益的因素，并不是几十年来为非洲人民的福祉殚精竭虑的各大国际援助组织，而是对非洲人生活水平漠不关心的广东山寨手机生产厂商。”我想，如果没有国开行这种近乎开挂式的巨额低息贷款，支持华为和中兴在非洲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非洲人民也不可能这么快享受到现代科技的便利。因此从结果上来看，我认为陈元与另一位政策性银行——孟加拉国农村银行的创始人默罕默德•尤努斯相比，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北师大金融中心主任钟伟教授课上说，尤努斯那个应该是忽悠人的，实际效果没那么好，小额信贷的成本和风险都高，很难发展起来。也如尼尔•弗格森在其书《货币的崛起》（中文版序的作者是钟伟）中提到，银行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规模的扩大才使原来充满暴力的小额高利贷变成更加文明的银行贷款。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如果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业升级乏力，中国经济增长不足甚至停滞不前时，中国建造和中国海外直投是否可以沿着国开行开辟的这条道路，去提振中国经济呢？GDP长不了咱就长GNP，向美国学习，向日本学习。
国家开发银行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除了约定用石油来偿还（这实际上是将期权作为担保），同时帮助中国的企业获得委内瑞拉的巨额采购合同。并且，约定的石油供给要大于贷款偿还的额度，从而降低了风险。作者采访了一些国际银行家，包括与查韦斯政府关系不好的美国银行家，他们表示国开行在委内瑞拉的贷款是极为审慎的，“非常懂行”，“据我所知，国开行是唯一要求委内瑞拉将贷款偿用国内法律予以保障”。
海外投资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投资环境的不确定一直困扰着投资者，作者就对国开行在委内瑞拉的业务表现出了担忧：“国开行在国内的一些贷款是忽略了供需的经济规则，那么在委内瑞拉的贷款则是忽略了历史。”委内瑞拉历史上曾多次违约，新上台的领导人常常对过去政府的贷款条件不予承认，对外国投资人的项目进行国有化。 查韦斯在上台之后就对加拿大和美国的进行了国有化，当查韦斯的反对派上台之后，这样的事情是否会再次发生呢？国开行为中国的企业带去了巨额的合同，但面对投资环境、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地区，中国企业的利润最终有保障吗？
社科院孙洪波在其文章《对拉美油气政治风险的几点评估》中指出：“拉美是世界上油气投资纠纷高发地区，且多数纠纷与资源国政策变化有关。根据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统计，截至2011年底，在ICSID登记的全球投资争端纠纷案共有369件。从行业分布看，油气、矿业领域占25%，居各行业之首；从地区分布看，南美占30%，居世界各地区之首。”
富裕的资源，已经被很多人视为国家发展的诅咒，称之为“荷兰病”。富裕的资源会使人没有耐心和决心去解决根本的问题谋求长久的发展之道，而是不断地求助于容易获取的资源，机会主义横行。当委内瑞拉出现新的问题时，他们是会遵守与中国的约定，还是改变合同约定让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条款呢?
另外，据委能源部长透露以及作者查阅中国海关的资料显示，委内瑞拉卖给中国的石油很多被运送到北美市场出售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巴西的中巴合作项目上。与国开行相关的智库机构研究人员于向东解释道：“与其历时一个多月横跨太平洋运到中国还不如就近运到休斯顿的炼油厂，再用美元从靠近中国的地方购买石油。”虽然这样经济的成本更低，但问题是，与委内瑞拉的石油贸易背离了“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目的后，委方以后会以此为借口改变合同条款吗？
在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纪录片《China，Triumph and Turmoil》中，中国在赞比亚援建了大型体育场馆和现代化医院，象征着中赞友谊，但普通民众并没有感觉自己与此有太大关系。譬如，一家中国企业买下了一个废弃13年的赞比亚铜矿并雇佣了当地1200多名工人，但非洲工人并没有感谢中国投资帮助他们解决了就业，他们面对弗格森的采访答道：“中国人在剥削我们，中国人是最差的雇主，因为他们给的工资最低。”这里似乎弥漫着工人对资本家的仇视。而弗格森也指出，中国老板并没有给低工资，中国人是按照中国工时给的中国工资，但在物价高的赞比亚，这确实不太够养家。当弗格森采访中国老板和员工时，中国人表示非洲人远没有中国人能吃苦，技术也不行，什么都要教。这里的中国人通常是七天上班，春节或者生病才休息，并且因为担心被劫掠，除了买东西一般不会离开工作的地方。这些对自己现状极为不满的工人，是否会受到国内政治家的鼓动，而支持国家对中国投资进行国有化呢？是否会有人煽动：“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国有化了我们就是工厂的主人”呢？
据本书介绍，埃塞俄比亚因为气候原因，其牲畜的皮革延展性极其好，“像橡胶带一样”，是非常好的皮革原料。为此，国开行带去了中国的企业帮助埃塞俄比亚发展基础设施，建立皮革工厂，生产的原料销往四川、广州等地进行成品加工。在埃塞俄比亚的皮革厂里，老板表示本来想直接从中国带工人过来，因为技术更好更能干，但是为了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才雇佣更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但皮革厂难闻的味道是否能让非洲员工们理解中国老板的苦心呢？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确实举世瞩目，但是产生的环境、社会问题也导致了潮水般的批评。这样的问题如果也发生在了非洲，非洲人会如何对待中国的投资呢？
三、 国家开发银行与光伏产业
如同给华为、中兴施展的大buff（增益魔法）一样，国家开发银行给中国的光伏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信贷支持，使得他们在短时间一路高歌猛进，从占全球十大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的2家增至6家，光伏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也大幅下降。一家名为Solyndra的加州太阳能企业，其2009年三月新建的工厂在州长施瓦辛格和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奠基，甚至奥巴马总统也访问过该企业。在国开行启动支持中国光伏产业的政策后，这家估值最高时到20亿美元的加州企业，于2010年夏天撤回了IPO注册，11月，也就是新工厂开工不到七周后，公司做出了关闭工厂和解聘员工的削减产能决定。随后一年，公司宣布破产。虽然Solyndra从奥巴马政府那里获得了5亿多美元的贷款，但这与江西赛维LDK获得国开行的授信额度相比，只有后者的十六分之一。根据BNEF（彭博新能源经济咨询）的数据显示，国开行总共向太阳能和风能企业贷款了473亿美元。仅2010年一年，国开行就向清洁能源提供了147亿美元的贷款，而同期的欧洲投资银行只为清洁能源项目提供了80亿欧元。
英利，一家纽交所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截止到2010年，国开行总共给英利53亿美元的授信额度。英利的CFO一再强调：“国开行的贷款条件是最严格的，超过了花旗集团和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比一些银行还高。”国开行的贷款不仅要有抵押，且贷款资金的流向必须按照约定执行，但是国开行巨额的授信额度成了英利公司强大的信用保障，使得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从银行那里筹集到运营资本。
对于太阳能发电企业，光伏发电成本最低大约到0.7-0.8元/度，超过绝大部分销售电价，政府补贴后的上网标杆电价达到1元/度或者1.3元/度。而缺电严重的湖南省最高的商业用电也才1.03元/度，城市居民生活用电最高0.468/度，大工业用电0.639/度。即使发电企业和生产发电设备的厂商都有政府的补贴，但太阳能发电企业盈利依然困难，自然很难有太大的需求。而且补贴政策的持续时期不够明朗和具体操作的标准不明确，也使投资者不敢轻易投资，投资者希望国家最好能出台20年期限的补贴电价。由于市场需求极度萎靡，欧美中多数光伏企业濒临或者已经破产。破产重组的无锡尚德尚欠有107亿元债务，5.4亿美元的可转债持有人已达成延期协议，并将主要债务股权化，但这也只是延迟风险。华为、中兴的成功经验没有在光伏产业上复制，盲目的扩大产能无视风险使企业背上沉重的债务，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更是加速了这场横贯中美欧的千亿豪赌破产，三地皆陷泥潭。
英利的股价从哥本哈根会议时的15.81美元，降到2012年八月份的1.55美元。一家核心产品价格大跌，市场股价下跌82%，国际同行相继破产的企业，仍然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以6%的利率从商业银行中借款，这跟国开行的支持不无关系。同期，一家德国企业的借款利率已经超过40%，而赛维LDK海外发行的债券利率甚至超过了100%。这巨额的信贷支持和贷款利率巨大的差距，先后引起欧盟和美国相继发动对光伏产业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许多光伏制造商破产，触动了民主国家政治神经上最敏感的部位——就业。目前虽然中欧以就反倾销反补贴达成妥协，欧方接受了中方的价格承诺，协议内容好于中方预期。但欧洲光伏市场的缩减依然令整个光伏市场前景不明，光伏企业债务阴霾不散。
对于让中美欧背上沉重债务包袱的光伏产业，我非常不看好。太阳能发电的环保意义，与天然气相比主要在于减少碳排放，抑制全球变暖现象。但是全球变暖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大神辉格是 “人碳暖球”学说坚定的质疑者，不只一次地在博客上撰写文章帮助我们梳理全球变暖争议的关键点。在这里，我直接援引辉格老师的一些评论：
“人碳暖球”意思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导致全球暖化”，我发明这个新词，是因为全球暖化忽悠者们总是把学术界对某些事实的局部共识偷偷拼凑进一条很长的逻辑链条，并造谣说学术界对这整个链条已达成共识，这根链条是：大气温度在过去一百年里呈上升趋势←气温上升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他们用学界对全球暖化（链条第一节）的微弱共识去忽悠公众相信他们的暖化危言，兜售的却是需要整个链条才能支持的碳管制这一私货。用“人碳暖球”这个词来准确指称整根链条，可正视听。
按照辉格所指出的这个链条， BBC的纪录片《全球变暖的大骗局（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提出的大量证据可以归类到这个链条的各个环节。本纪录片援引了许多不同学科科学家的观点，从多个方面质疑了man-made global warming这个结论和ICPP的行为操守，还直接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戈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错误地使用了观察数据。辉格还推荐了《今日评论》上的《人造全球暖化的骗局是怎么一回事？》（http://tocom.blogspot.com.au/2008/07/blog-post_12.html）一文，文章的论点证据和BBC纪录片大致相似，也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纪录片的主要观点是：温室气体只占大气气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温室气体里最主要的是水蒸汽，占温室气体的95%，二氧化碳比例很小，人类提供的就更少了。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来源是海洋，甚至火山活动、动物和细菌产生的二氧化碳都比人类多。根据海底冰芯的数据显示，虽然如戈尔所说，是二氧化碳越多气温越高，但地球气温的变化先于地球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领先大约几百年，也就是说地球升温导致海洋里的二氧化碳冒出来，地球降温，二氧化碳再融入海水中，跟汽水一个原理。太阳的周期变化引起宇宙线的变化，并通过宇宙线和气候发生关联。地球很多时候温度高于或者低于现在很多，即使最近一千年，也有比现在气温高的中世纪暖期和比现在低的小冰河期，那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类工业活动。在中世纪暖期，因为气候温暖农作物生长良好，人们变得更富有，留下了很多小教堂的建筑遗迹。
而由英国气象局和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共同编写并发表的，他们对分布在陆地和海洋里的3000多个测量站点进行了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显示，从1980年至1996年间，全球温度的确在上升。然而自1997年初至2012年8月，全球气温并没有明显升高，也就是说变暖的趋势16年前已经停止。报告还显示，在1980年之前的40年期间，全球气温一直处于基本稳定状态，甚至稍有下降。
光伏产业目前的成本收益尚不具有独立的商业性，需要持续借助两端的财政补助才有投资者进入，而且，本身所建立的减排目标又是人类社会的一场闹剧，那光伏产业还有什么前途呢？国开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产业债主，确实深深地受伤了。这些资产严重不抵债的光伏企业如何消除掉债务呢？哎。
四、 国家开发银行与地方债危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国开行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开发出来的一套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发动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但这种模式在现行体制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地方政府会尽可能提高项目的规模而不去担心项目的商业可行性或者信贷额度是否足够项目的建设，因为他们相信国家不会让项目半途而废，因为那是更大的政治问题。缺乏预算约束和不考虑供需经济规律，制造了一系列现金流甚至难以覆盖利息的项目，本书举了几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湖南娄底，一个没有任何职业球队、知名乐队歌星也不会巡演的城市修建了一座拥有三万个座位号称容纳五万人的大型体育场；被称为中国“新曼哈顿”的天津于家堡金融区，数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但这里没有任何国际和中国大型银行总部。
根据国开行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2009-2011），国家开发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中排名第二的湖南省高速建设，贷款及授信额度合计达到731亿元。除国开行外，招商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均为湖南高速债主。据《财经》“湘高速账单”一文报道了逐渐浮出水面的湘高速债务问题。熟知湖南高速贷款的银行界人士表示，湖南以前主要是考虑怎么借钱，很少考虑怎么还钱。一旦无法偿还银行贷款，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一是银行会取得高速公路的收费权；二是地方政府一般会以土地等其他方式抵押，但这种抵押能力往往很差，最终可能也很难落实到位。现实情况是现有的通行费收入不足以完成湖南高速的巨额借贷。据湖南高管局的人士透露：“高速公路被人看成暴利行业，但实际情况很多高速公路是不盈利的。但因为是政治任务，非修不可”。2008年底开通的常吉高速（常德至吉首）即一直亏损运营，2010年通行费收入在1.3亿元左右，而运营成本将近5亿元。高速公路的发展确实极大改善了湖南的交通条件，但湖南高速公路只求规模不求效益的发展不仅埋下了沉重的债务危机，也“牺牲”掉了自己的高管、主管官员和银行行长：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陈明宪、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局长冯伟林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相继被双规。
根据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央和地方债务合计30.3万亿元，其中全口径中央政府性债务合计12.38万亿元，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17.89万亿元。如果按照10%的综合融资成本计算，地方债务一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1.78万亿元，而2012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本级)才6.11万亿元，地方债务风险不可低估。
金融危机发生后，信贷推动的发展在四万亿计划下更是达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甚至连国开行的高管都忍不住公开批评。刘克崮，国开行原副行长，因给委内瑞拉带去几百亿美元低息贷款（其中一部分是用来支持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策为民众修建房屋等，帮助赢得选举——纸牌屋第二季的剧情在这里发生了），而被查韦斯亲切地称为兄弟。刘克崮对万亿拉动方案如此评论：“万亿是严重的错误，万亿拉动方案的出台没有充分听取政协的意见，因此导致改革30年积压下来的很多项目几乎都批了。急着上项目，把过去毙了的项目翻出来，箱底都扒出来了。”很快，这则消息从网络上删除。
一个又一个地王产生的另一面是可以出售且商用价值高的土地在不断地减少，我不禁要问，土地财政可以持续吗？如果近几届的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将高价值的土地出售出去从而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一方面会继续加大机构的膨胀和财政支出的标准，另一方面却为未来留下了无地可卖的危机，那时，地方政府将不得不裁员和缩减开支，同时要另外寻求税收的渠道。如果到了这种程度，关于税收权利的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将会有更多的矛盾，未来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令人担忧。由此可见，金融监管部门限制房地产贷款、国土资源部一直对土地出售的控制和各地出台政策限制房屋的购买，间接地延缓了这个矛盾出现的时间，但这个问题早晚会来的。
地方平台债的危机到底有多深，我也不知道，没看过大神们根据数据作出详实分析的报告，很多大神表示要等统计署的资料出来后再看。平台债问题，因为了解地不够深入，对于问题未来的发展路径也是模棱两可，希望能够获得诸位指正，在此，我只能粗略地谈论一下了。
关于地方平台债的问题，很多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指出这是一个结构问题：分税制及其后发展出来的土地财政。更本质的就是：央地分权。本书作者在回顾国开行发展历程时清晰地指出了国开行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基础：主要税款被中央拿走了，留给地方土地资源，以土地为切入点，国开行创新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与地方的经济发展。对于地方而言，主要税权被上收，但公共事务的责任仍然要继续。除了向上级政府争取更多的财政拨款，就是开发土地，尽可能压低土地的收购价格，尽可能推高土地的拍卖价格，以此扩大财政收入。在人人网上我们常会看到年轻人分享的图片里，既有称赞朱总理的铮铮铁骨、两袖清风，又有抨击地方政府的暴力拆迁、不择手段。殊不知，正是前者主导建立的分税制驱动地方政府必须“敢干”、“有魄力”才会有更多的土地收入、才会出政绩。
师大金融中心主任钟伟在一次接受媒体关于房价的问题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政府必须有勇气重新作出中央、地方关于事权、财权的重新瓜分。中央和省这两级财政非常有钱，地方财政非常缺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公共服务，被迫去卖土地获得土地财政，支撑经济发展，保一方平安。中央政府只调控不改革，高高在上，地方政府都是坏的角色，这对于中央政府是赞誉过度了。根本性的调控就是你要给地方一些主体税种啊，要加大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啊。94年分税制之后到现在没有多大改观。”钟伟还曾在一次文章中回顾他们“博士咖啡”四个人（另三人为巴曙松、何帆、赵晓）当初创建这个经济研究小组的经历，也提到他们四人都是支持市场经济、反对中央集权的。
地方债和养老金问题被称为中国经济的两颗地雷。据财新报道，长期关注中国债务问题的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刚刚在今年2月份央行内部公示中被央行研究局聘为首席经济学家。他在《财经》杂志上曾发表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的摘要，题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该文提出了地方债解决方案的一些初步设想：中央政府应该允许一些地方政府发债，建立地方债市场，一方面可以为平台提供再融资，化解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另一方面也可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提升透明度。据马骏估算平台债的不良资产大约在2.5万亿左右，用存量和增量的组合式方案予以调整：由地方发债、出售国有资产、地方财政支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银行消化不良等方式分配，是多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据财新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部副部长魏加宁在北大国发院举办的中国地方债论坛上指出，地方债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在于财政体制。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财政体制，财力和支出责任不对称。在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当期多发债，很难顾忌长远风险。其二在于金融体制。国有银行体系占主导，政府控制着银行高管，银行负责人敢不贷吗？其三，在于扭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央集权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可能更不负责任，必然导致巨大的道德风险，甚至拖垮中央。因此，从长远看，治本之道还是要强化地方自治，即“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一级自我约束机制，独立法人实体”。首先，强化地方自治与市场经济精神是适应的。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计划经济则是集中决策，计划经济对应着单一制，市场经济要求中央分权和地方自治。其次，从提供公共服务角度看，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比中央政府更清楚当地民众的需求。为此他还建议中国可模仿央行主导的货币委员会，设立财政政策委员会；同时，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内部仲裁机制，协调内部分歧。”
央地财权、事权的重新调整，不仅包括税种的调整，同时也包括地方可以拥有独立的发债权。而且，地方债的独立发行，有助于建立更为透明的财政约束制度，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的表现可以通过债券的收益率来横向比较，收益率越低说明当地政府越可信，表面政治和经济环境越优越。在目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本书用了decent形容）已经比较完善甚至超越了当地经济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国开行也面临着核心业务急剧减少的问题。
所谓同行是冤家，国开行目前政策性、商业性定位不清楚的问题导致了它与商业银行和财政部的关系都较为微妙。商业银行认为国开行负债依靠的是政策性债券，同他们在商业领域竞争不公平。据财新报道，财政部对国开行回归政策性银行发出了最大的反对声，而有业内人士表示：“如果国开行回归政策性，财政部门不可能背负这么一个庞大的或有负债的开发性金融资产。如果国开行总资产膨胀到10万亿元，财政显然无法承担。”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到来，国开行的负债没什么发展空间了。而目前掌握资源最多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但显然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他们表现十分堪忧，并且埋藏了很深的债务危机。如果要盘活经济，地方政府必须降低他们持有的资源规模并让这些资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需要去杠杆，对开行来说，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如果金融改革真正实行的话，国开行将不可避免成为主角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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