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教授素有“大炮”之誉。“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新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炮弹”不时响彻报刊，颇为骇人。近日读到他与杨辉瑞教授合著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有很多感想，不吐不快。在这本新著里，两位教授一诉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心得，从亚当·斯密到司马迁，从欧洲资本主义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大开大合，霸气凌厉。
然而，两位教授的诸多论述，读起来如饮烈酒，痛快是痛快，但回味却不多，总有空泛之感，比如两人认为司马迁是自由经济思想的鼻祖，堪比亚当·斯密，这话听起来很长民族志气，但于学理上说十分勉强。当然理论的问题，向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我所能一一辨析。但书中有一些史实性的错误令我如鲠在喉。虽然两位学者成名已久，但也不应该如此马虎。兹举一例：
该书第二大章的前言标题为“是胡适误把‘communism’译成‘共产主义’？”从标题看，作者似乎对究竟是不是胡适将英语“communism”一词翻译成汉语“共产主义”还心存怀疑，但在接下来的正文里，作者在讨论了“communism”的含义后，笔锋一转，存疑之心一扫而空，说道：
“1921年，胡适把“communism”翻译成“共产主义”。我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犯这种翻译的错误，因为“共产主义”这个翻译词根本就没有一点和谐的意思在内。”
然而，郎咸平、杨辉瑞两位教授，在这里却是打错了板子，将“communism”译成“共产主义”者，并非胡适，而是日本人。近代以来，汉语受日语影响之大，远远超出常人想象。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策、经济、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数不胜数。
在这些外来语中，就有“共产主义”一词。据日本学者宫岛达夫等人的研究，在1870年，日本学者加藤弘之第一次用日文片假名音译了“共产主义”一词，后来屡经演变，于1882年，在日本学者城多虎雄的《论欧洲社会党》一文中才出现了汉字“共产主义”一词。
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将 “共产主义”一词引入中国的呢？我对此还不太了解，不敢妄下判断，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引进时间绝非1921年，首译者也绝非胡适。因为，就在郎咸平所言“1921年”的前一年，也就是1920年，上海即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即是“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不过，有趣的是，虽然不是胡适翻译了“共产主义”一词，但胡适的反共立场，却可谓众人皆知。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在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对北大同仁曾经说过三句话：美国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来了，有面包，没自由；他们来了，没面包也没自由。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