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尤其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可以说是经济学里面皇冠上的明珠。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经济学家就在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但到目前为止，这仍旧是一个谜，一个仍在催生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谜。
经济增长里有两个最令人困惑的地方，第一，人类在长达几千上万年的历史上，都生活在马尔萨斯的世界里，经济增长只是工业革命以后几百年来的事情。在马尔萨斯社会里，任何技术进步都只带来人口的增长，而没有人均生活水准的上升，病菌，枪炮，天灾虽然导致了大规模的死亡，却能够改善幸存者的生活。第二，工业革命被视为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然而工业革命却最早出现在英格兰这么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小岛上，而不是曾经拥有辉煌文明的中国。
在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可能的解释里最广为人接受的是Coase and North以来的制度经济学和Becker and Lucas的人力资本理论 （这四个都是诺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了人们进行知识创新，而人力资本理论则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这两个理论虽然拥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用于解释工业革命，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
有幸聆听Professor Clark 经济史课程，特别佩服他对经济史上数据的挖掘和考证，书里面翔实的数据使得本书迥异于其他经济史著作（即使是最近获得费正清奖的彭慕兰的《大分流》）。举例来说，他的一个主要数据来自于英国1204年以来的遗嘱，在几十万份遗嘱里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用来验证各种增长理论。迄今为止，它们也许是我们研究英国自1200年以来所能依赖的最为可靠的微观数据之一。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没有证据来支持上述两个最重要的理论。第一，从1204年以来，skilled worker的相对工资收入并没有上升，相比13，14世纪，相对工资是下降的，因此人力资本理论里的一个关键性假设就不成立了：即教育回报上升使得人们愿意投资教育。第二，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在12世纪以来就比较稳定，光荣革命之后并没有显著性的变化，而且貌似那些早期发明家大多“被枪打出头鸟”，而不是早期的鸟儿有虫吃， 因此制度经济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在1760-1860的英国发生。.
当然作者并未满足于批判现有的增长理论，他也提出了尝试性的解说----称之为经济增长理论的达尔文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接近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强调，中产阶级的崇尚冒险和理性、辛勤劳作等资本主义精神随着中产阶级较高的生存能力而延续和扩散开来，使得利率在工业革命之前开始下降，资本成本的下降使得投资增加而资本积累上升。达尔文主义强调天竞物择，适者生存，简单应用于此，可以理解为中产阶级不仅能够适应于马尔萨斯世界，而且孕育了改变自己和人类的命运的精神。
本书先破后立，破有力而立少欠不足，原因在于难以发掘验证经济增长达尔文主义的数据，或者说这书只是前传比较适合一点。最近Professor Clark 尝试从英国姓氏家谱中寻找英国十几个世纪社会流动的蛛丝马迹，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本书对于中国的研究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对于中国的读者未免比较可惜。这里面的原因恐怕跟中国史学界重质性讨论而忽视数量讨论的传统有关，中国虽然有浩如烟海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资料，但在数量化的整理方面却才刚刚起步。然而这迈出的前几步已经令世界经济史的诸多专家们侧目与惊叹，如清代的粮价单与鸦片战争以来的贸易数据。希望本书的翻译，能够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呼唤出国内经济史的一流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