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逢周末读好书。本周读者玉可推荐的是由朱克力主编的《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本书讲述了在“十三五”开局，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成为创新的纲领，唯有领会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才能纲举目张。
浙江新闻客户端特约作者 玉可
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冲击全球的背景下，我国推出了以“4万亿”为代表的需求扩张政策，试图打造强大的危机“防火墙”。2009年，我国加推“10万亿”贷款，经济快速反弹。但2010年以后，经济进入持续下行的通道，经济新常态开启了“硬币的A面”——经济基本面。大家对经济有了一点迷茫，对改革充满了期待。2015年11月10日，习总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硬币的B面”——经济政策面成形。中国经济新常态开启新征程。
<b>一、供给侧改革不仅是治疗“便秘”，更是治疗“厌食”</b>
中国经济在经历过“穷怕了的时代”后，改革开放带领我们走进了“适者生存”的物质生产时代。30年高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没得吃、吃不饱到丰衣足食；从粗茶淡饭到大鱼大肉，到挑着、捡着、剩着吃；从皮包骨头到肌肉发达，到血脂、血糖偏高、脸上堆不下肉，物质进入丰腴时代，身体进入超标时代，经济也进入了“人不适应”的时代，“便秘”不可避免地产生。吃不下了，时间一长，人就“厌食”了。经济自然进入下行通道。
所谓物极必反，人的需求的神奇之处在于珍视稀缺，鄙视丰富。只要是稀罕的食物，再饱也会有食欲；只要是丰富的食物，再饿他也不着急，反正有的是！房子买涨不买跌是一例，千辛万苦追到手的女朋友变成老婆就不珍惜，也是一例。为此，在物质丰腴以后，消费主义开始盛行，给商品赋予身份意义。拥有台iPhone就符合流行，没有就是落伍，以此倒逼消费。消费的人文主义，启动了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形式。切分出供给层，以创造新的需求，细分市场出现，延长了老供给的生命周期。这好比中国人吃鱼，以前都是红烧全鱼，现在改成红烧鱼头、红烧鱼身、红烧鱼尾、红烧鱼泡、红烧鱼籽，虽然都是红烧，但总有一样适合你。
人的需求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在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谓厚德载物，没有精神生活的丰富，就无法消化更多的物质，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方向，从物的承载能力转向人的精神文化承载能力，并通过人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更有效地消费物质，并更有能力生产适用的产品。这是结构性改革！这也好比中国人烧鱼，人的视野开阔以后，感情丰富以后，对鱼就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清蒸代表纯洁，红烧代表热烈，干煎代表简约，敲鱼代表精致，吃同一种鱼，有不同的烧法、有不同的口味，享受不同的生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刺激了新的需求。
经济是为人的需求服务的。温饱以后的人的需求究竟是什么？在经历了“填饱肚子、展示财富”的过程之后，如何把外在财富转化为人的内在素质，建立起自尊和信心，享受到互相尊重是一个人真正的核心需求。需求侧的变革要求供给侧作出相应调整。靠力气赚钱，靠勤劳就能致富的时代要翻篇归零了。现在，我们必须勤奋地动脑，生产出主要为了满足人们心理需求而非物质需求的产品，这需要对人进行二次开发。
当我们断言“中国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的时候，其语境是人口增长红利时代的结束，而“中国人口素质提升的红利时代”才刚刚开启大幕。“变得更聪明”和“变得更聪明地生产”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这不仅包括产业升级，更包括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当前，尤其是信息经济、文化创意、旅游策划、设计研发等“智慧型”的产业迎来了发展良机。
<b>二、非公经济不仅是个人资源，更是社会财富</b>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绝对化经济到多元化经济的发展过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是政治性安排，它不是经济的内在属性。经济的内在属性是发展和服务人的需求。在特别区分之下，人们对不同的经济形态有不同的态度，也有不同的矛盾处理方式。政府部门在服务时会有认识上的差异和行为上的变化。一些地方在服务公有制企业时认为在为国家服务，而在服务非公有制企业时却认为是在为老板服务。看似有理，实则只看表象不见本质。
经济如水，有其统一的属性。不论这是瓶装水还是水库里的水，同样可以服务大众。资本的社会化属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显现，全球化之下的所有资金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总是一贬全贬，一升全升的。经济形态的差异只是反映服务者的差异，并不能反映资本的差异，竞争条件下主要看资本对经济社会的贡献能力，而不是看它姓“公”姓“非”。无论是“公”还是“非”，效益都包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在比尔、盖茨等大的企业家把资产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以后，社会效益的贡献力就不再是“姓”决定的，这在表象上和道德上都处在了同一层面上。
把非公经济作为经济主体本身去服务，而不过多赋予负面意识形态的意义是一场改革。这在浙江的实践，包括金华的实践中已有论证，并将继续展现其指导意义。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企业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组织形态，是社会经济的实现主体，是国家竞争力在经济上的核心力量，那就不会再产生过多的歧视。“无论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只要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能为人们带来福祉，为什么要那么在意地去区分公司的性质和企业的形态？这副“有色眼镜”必须摘除。
浙江从“小狗经济”一路跑来，依托的是对人力资源潜力的挖掘。从温州鞋商到义乌糖帮，从台州汽车商到宁波商帮，从长三角溢出区到阿里巴巴，谁在意过他们赚的是中国人的钱，还是外国人的钱？谁在意过他们赚的是公有制企业的钱，还是非公有制企业的钱？钱无非是流通物，你若打上标记，只要时间足够，只要人活得够长，每个人都能过一遍手！那么，为什么要在乎它现在在谁的手上？“五个允许”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是经济制度内部的“互联互通”。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股份制企业，谁又在乎过“公”、“非”的结构比例？难道我们要对80%公有制的企业尽80%的努力去服务，而对20%公有制占股的企业只尽20%的努力去服务？当然都要100%努力！因此，区分公有与非公的比例本身就是认识障碍，就是制度障碍，都是要破除的。
<b>三、政府不是“厨师”，是“御膳监”</b>
老百姓花钱把政府请来，不是请它做饭的，而是让它做“御膳监”的。老百姓要吃得好，功劳当然先归“厨师”做得好；老百姓如果吃出问题，责任当然是“御膳监”没管好。这是职责上的分工。当然，企业才是“厨师”，政府不是。
现在的问题是，厨师没做好，口味不佳，“御膳监”有没有责任？为了监督好，“御膳监”要求管理“厨师”，看着“厨师”买菜，甚至代“厨师”买菜，有时还闯进厨房教“厨师”怎么做菜，然后自己说“菜的味道真不错”，结果皇上没答应！这是当前一直在讲述的故事。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被称之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要吃到一道好菜，原材料好是基础，厨师手艺高是关键。政府能做的，除了在旁边瞧着、监督着，能真正帮忙的是保障菜品的新鲜，建议厨师提高手艺，而不是下厨操刀，或是充当厨师的老师。
这里不能不提“偷吃”的问题。厨师一偷吃，全写在脸上，以前公家厨子总是胖墩形象；御膳监偷吃，大多是拿去送给小宫女的，自己却是不见胖的。所以，反腐成了政府的重大课题和必胜战役。虽然，因为健康原因，偷吃现象已经少了，但吃拿卡要的问题仍未杜绝，无形中增加了烧菜的成本，而这已经成为卡住供给侧改革端能否引爆经济的卡口了。
审批的时间成本、疏通成本、竞争成本是一个要命的方面，中介的“暗利益”、垄断利益以及高利益期待是另一个要命的方面。比如房价评估，为什么不可以“区域评估，统一参照”，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却一直在“一户一评”，而且“只开票收钱从不真评”，让人“评估一次就感受一次串通性的利益剥夺”，岂能视而不见？降行政审批成本，降中介评估成本，降银行既得利益，这是眼前就该做的事。当然，若直接降税，也举双手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