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一书，最大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在书的封面上也简要地提出了这本书的两个特点：一是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的束缚，反对用史料来牵制框架；二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阐释，避免断代研究中的片面。我认为这两点在书中体现十分明显，在《绪言》中作者就已经着重阐述一番。前面的留言大多数都是溢美之词，我对赵书优点的评价，也无外乎此。不过我还感到此书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在此提出。
胡适在50年代时说过这样一句话：被孔夫子牵着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汉，被朱夫子牵着鼻子走也不是好汉，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汉。我现在套用一下，被马克思经济史观牵着鼻子走算不得英雄，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如果简单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套用中国经济史，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做法。赵先生此书的首篇，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看法。运用“产权制度”、“市场经济”、“规模经济”、“竞争”、“稀缺”、“均衡”等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来证明“中国经济为一市场经济”的说法。我个人认为，这种说话也是牵强的。因为在此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作者就未曾深入辨析，作者认为市场是一种手段，“只要私有制发生，经济财货的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单元中，就会形成市场经济”。这是“市场经济”最原始的意义。那现在西方国家所用的“市场经济制度”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技术水平的高低不同”。也就是说，同质而不同量。接着作者又说“但是这些经济单元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赵说，只要符合稀缺和效益最大化两个条件便可算作“市场经济”，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又有何差别呢？他们都可认为是“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又做如何说明呢？总之，在此书中“市场经济”的概念非常模糊，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就算是写千万字大著作也难讲清楚。不过在中央集权的帝国下，政治与经济显然关系非常紧密，或正相关、或负相关。而在农业社会的经济史中，以“人地关系”最为重要。侯家驹在其著作《中国经济史》中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要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当人多地少时，政局趋于统一；在人少地多时，政局趋于分裂。我个人认同侯家驹的说法，同时也认为，经济史的分析不仅要从经济学（尤其是数学化的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同时也应参考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因素去理解。我个人认为，经济史的材料，由于史料不足的缘故，我们不可能苛求太多的数据出现，应该更注重现有史书中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现象，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发展的理路来，而不是强调用数学方法来规范。数学方法在经济史中往往是很无力的，因为没有数据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赵书在首章提出了一个“均衡模型”，但是后来的取材甚少再论证到这个模型之中，重点便成了正史中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这个“均衡模型”只是经济学家脑中理想的经济运行状态。而经济实践与这个经济模型的关系为何，在此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赵书的第九页，有关资本与土地的边际报偿率的不等式上出现了一个错误，明显地把不等号的方向弄反了，可惜没人指出来。而且我认为，这个经济模型有两个重要的缺陷：第一，忽略职业的季节与地域的转变；第二，未能考虑生产规模的问题。
另外有一些小小的毛病，比如对“井”的考据，“崔寔”误为“崔实”等。前面一例，多用后人之说去附会前说，我个人并不太认同这种做法。后面一例则恐是打字之误，不过对细节的精确，方能不致大错。本书也属通论性质，赵氏的其他著作如《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中国城市发展论集》是对本书中“土地产权与经营”、“城镇与市场”两章的深入论述。虽然我提出了赵书中的一些毛病，但是我还是认为赵著为一非常不错的经济史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取材的问题，从正史、诸子、会要、地方志乃至李剑农、傅衣凌等先生的著述，不一而足。占有大量的材料固然不错，但是更需要我们学会如何选择与排列史料，赵先生的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至于反对马克思经济史观的问题，反而没那么重要。我们应该注重回溯历史的过程，而不应把重点放在是否反权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