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说明，这是一本好书。看罢之后，令笔者耳目一新，学习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困惑在作者的点拨之下迎刃而解。作者指出：近人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两点可议的倾向。第一，断代研究的方式比较盛行，往往无法看出长时期发展的前后脉络。第二，有些人过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史观在中国历史上的适用性，选择史料来迁就理论构架。虽然作者的这些论断在目前的学术界已经得到了不少的认同，但是在20多年前，能从普通经济学的角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史，确属难能可贵。
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闲暇时间陆续写成的，前后拖延时间很长。每一章都是写成一个独立的单元，但是各个单元往往牵涉到同一史料与同一问题，因而往往在各章中有重复讨论同一史料与同一问题之处。这是本书在体例上的先天不足。
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市场经济。同时代的许倬云也有类似的观点。马克思经济史观认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的经济制度。作者却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经济。理由是：只要有私有制度发生，经济财货的所有权分散在众多的单元中，就会形成市场经济。可以有古代的市场经济，也可以有现代的市场经济。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技术水平的高低不同，但是经济单元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却是相同的——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作者的这番认识可谓是真知灼见。本书的编排也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第一章至第六章，讨论生产要素的市场；第七章至第十一章，主要讨论成品市场。至于和市场经济相辅相成的公共经济部门，作者会在另外一本书中进行探讨。
作者成功地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虽然让笔者解决的困扰笔者很久的许多问题，但同时也给笔者带了很多新的困惑。读书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期间，既要对作者的观点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也要对自己保持一种怀疑。
在第21页，作者提到：“以我们对于古代华北地区的气候以及当时的农作物种类与生长条件的知识，可以判断说当时用水灌溉只是次要问题，排水才是最迫切的事。涝比旱为害更甚。沟洫制度就是当时排水防涝的必要设施。郑玄注《周礼·地官·小司徒》说：‘沟洫为除水患’。”作者提到的关于古代华北得的气候知识笔者不太清楚具体指的是哪个方面，但是仅仅用《周礼》中的一句话来证明恐怕有些单薄，而且沟洫制度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涝灾的严重。另外，据竺可桢的研究，周朝早期的气候还是相当温暖的，之后就变得寒冷。到了春秋时期变得暖和，战国时期，温暖的气候仍然在延续。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温暖的地区气候比较湿润，寒冷的地区气候比较干燥。周朝恰恰处于一个气候变迁的时代，所以用周朝的例子就更加单薄了。
在第24页，作者为了解释井田制度，引用了《孟子·滕文公》中的一句话：“诸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千亩，余夫二十五亩。”在这里有一处错误，“圭田五千亩”应该是“圭田五十亩”。这里应该是编辑的疏忽，与作者无关。因为作者在下文中有一句话：“孟子建议给卿以下每户50亩沼泽地（王逸将圭田解释为沼泽地），有何作用？”
在第26页作者承接上文说：“卿大夫之祭田只有50亩，很可能是利用井田规划剩下的小块畸零土地，加以分配。于是产生了《九章算术》中的圭田名称，专指三角形耕地而言。”在这里，卿大夫指的是不晚于孟子时代的卿大夫，而《九章算术》成书于东汉初期。两者至少相差300年。虽然就上下文来看，作者关于圭田的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推理过程笔者难以认同。
在第43-44页，作者提到：“在西方财政学思想史上曾有一种叫做faculty tax的拟议。其要点是依一个人的生产能力（potential）来定税，而不是根据他的实际生产量来定税。……西晋的课田制度基本上符合这种立法精神。”只能说西晋的课田制度与“这种”立法精神有某种巧合之处。笔者不是在这里吹毛求疵，既然作者对学界选择史料来迁就马克思经济史观理论构架的行为提出了批判，那么就不能选择史料来迁就西方财政学的架构。
在第103页有这么一句话：“明朝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民人投献，但终无法禁绝。直到民末奴变屡起，蓄奴之风才稍戢止。”这里的错误更是有意思，应该是“明末奴变”，不是“民末奴变”，差的太远了。作者是从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的第五章《明清之际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中得出的上述结论，所以笔者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此处应该是“明末奴变”。
在第119页下注[1]中：“譬如说部曲，他们的身份是介于奴仆与自身民之间，人身自由收到相当的限制。唐代的法律条文对部曲的规定很多，然而普通是料中又绝少提及部曲之事。”此处“自身民”一词含义不详，似乎是“自由民”之误。
在138页论及两晋南北朝地租形态时，作者引用了《隋书·食货志》中的一句话：“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然后作者说：“虽未言分配比率，但从语气看来，也是传统的对半均分制。”其实“量分”一词就证明了是分成制地租，至于分成比例到底是多少，没有必要猜测，而且这样的猜测也是没有意义的。
在193页，作者引用张光直的研究来说明四五千年前华北地区的气候状况时，又出现了错别字：“在更新统晚期，黄土广泛堆积，气候干冷。”此处应该是“更新纪”。
在重新评估历朝水利工程的净效益时，作者引用了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作者将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拟合成一元函数。其中t代表时间单位，即每二十年。H代表旱灾频率，F代表涝灾频率，括号中所示为标准差。这样可以得到两个一元函数。
H=124.6—09941t
(15.2) （1.16）
F=99.8+2.52t
(13.0) (0.99)
根据方程式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有关旱灾趋势的方程式斜率为负值，此点与预期符合。近五百年来不断增修水利灌溉工程，在理论上，他们应该有防旱之功能，使旱灾的出现频率逐渐减小。有关涝灾的趋势方程斜率为正值，而且十分显著，有95%的可信性。换言之，尽管几百年来修筑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河防与湖防工程，但是涝灾的发生频率却是与时俱增，平均每八年增加一次大水灾。
笔者分析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之后发现，近五百年的旱涝频率是非常不规则而且抖动十分剧烈的曲线，如果要将其拟合为一元函数，就要舍弃一些偏差比较大的数据。旱涝灾害之所以成为灾害，就是因为其发生时破坏巨大而且没有规律可言。越是偏离较大的数据，越接近现实情况。这是作者疏忽的第一点。第二点是，通过作者拟合出来的函数，我们只能得到旱涝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随着时间变化的情况，而不能得出旱涝灾害与水利工程的任何关系。人类兴修水利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气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远远不是这样一个统计数据能够简单解释的。水利工程对气候的影响主要是影响了该流域内的地面径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水的蒸发量的变化，还有就是次生盐碱化。至于说旱涝灾害的加剧，是一个值得认真考量的问题，应该慎之又慎。
在206页作者言及黄河水患时提到了明代嘉靖时期的水利专家潘季驯，可惜错写成了潘孝驯。人名的错误还有一处，作者误将《中国度量衡史》的作者“吴承洛”写作“吴今洛”。书中但凡引用到该书的时候，作者用的都是“吴今洛”。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错误。不止这些，在分析中国的城市人口时，作者引用了施坚雅的统计数据。这里将施坚雅误写作史坚雅。虽然台湾和大陆在一些外国人名的翻译上可能会有些出入，但是施坚雅是G. William Skinner自己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我们应该尊重。另外，在引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时，作者将“李剑农”误写作“李剑晨”。研习中国经济史，不知道李剑农好像说不过去。
257页，在介绍奴隶来源时，作者引用了洪迈《容斋随笔》卷三中的一句话：“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官门士族，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此处应该是“宦门士族”，撇开洪迈的原文不谈，但就文法上讲，“宦门士族”要比“官门士族”更加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
在论及古代商人的地位时，作者出现了前后矛盾的情况。在第361页：“中国古代市场制度下另一项重要的管制措施就是‘市籍’制。从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知识来看，此措施有一个最重大的良好效果。此种登记制度是对专业的、正规的商贩加以有效地保护。而在第363页：“中国的轻商观念历史悠久，是大家所熟知的。汉时登入市籍之商人要遭受歧视，不得衣丝乘车，不得名田。”在讨论“政府的抑商政策”这一专门章节中，作者又说：“不过，秦汉以前，只有重农思想，并无抑商政策”（第444页）。
笔者找这么多毛病并不是因为认为这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几乎可以称为伟大的著作。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当中，能将经济学和历史学融会贯通的人少之又少，而作者就是其中之一。这期间需要的种种理论锻炼绝非短期内能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