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深入难成就,但问题是,陷入了就容易迷失。而巨人给以陷入者的不仅是安全无比的肩膀，这不是巨人肩膀的存在意；在我看来，陷入者更需要的是巨人的高度,使我们去了解脉络和理解问题。钱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位巨人，他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给以我很多的启发。
本书虽然是论文集，但脉络相当清晰，从其篇章的安排中可见一斑。这本立意以现代经济学的视角和分析思路去剖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基于问题的类型本书分为七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文章《理解现代经济学》构建本书的分析框架：究竟什么是现代经济学？为什么可以用现代经济学去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问题的意义何在？这篇文章有相当高的价值，让我有相见恨晚之感；其余的六大部分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针对转轨中出现的根本性问题，作者探讨了《市场与法治》、《政府与法治》、《激励与约束》以及《目标与过程》；针对企业改革突出的问题，作者探讨产权、委托代理、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契约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围绕金融改革，钱先生关注《银行和企业的财务重组》、《激励理论与金融改革》以及以WTO为背景的中国金融稳定与发展的问题；围绕政府改革，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分析所谓的中国特色；在热火朝天地鼓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今天，作者冷静地写出《硅谷的故事》，泼了头脑发涨的国人一头冷水，让我们重新思考究竟如何学外国的先进之处；最后部分是谈论与我国的经济改革有直接关联的经济学说，但这几个学说的介绍都比较简单，除了有一篇《科尔奈的理论与经济改革》，这篇文章让我获益匪浅。读书笔记不可能面面具到，我就谈给我启发最大的几个部分。
第一是开篇的《理解现代经济学》，钱先生很强调掌握Arrow-Debreu Theorem一类分析基准的重要性，并基于此构建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的分析框架，由perspective, reference 和analytical tools组成，并围绕组成部分细分展开，为这个学科的分析系统地理出一个思路。什么是perspective（视角）？它的作用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关键、核心的问题，这是理论存在的价值之处；在人们的印象中，理论与不切实际可以近似等同，其实不然，理论模型以及一般性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视角作为着眼点，为现实分析提供一个参照系（reference），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已，当然不可直接套用。理解理论本身的价值并非解释现实，理论的价值在于为解释现实提供参照。“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与其他作家、记者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分析问题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保证分析有主线和深度。”我想，这是我日后努力的方向。
Nothing’s perfect，所以作者很熟练地运用tofel论文写作的让步技巧，先下手为强地提出对现代经济学的批判以及辩解。并且从根本上解释了经济学与数学、统计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学运用数学、统计学为工具，目的不是让大众为难，看不懂，更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相关性和计算出变量的估计值，经济学更关心的是分析！分析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问题，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不难发现，如今很多学者的文章已经误入歧途，陷入复杂的数学迷圈，却忘记了初衷和研究的意义。这也为我日后写论文提供一个警醒：我研究是为了说明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遗忘。
进而，针对许多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不适用的现实，作者提出了分析的方法。我想到经济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分清楚了“应该怎样”和“是怎样”。常年受到中国政治教育的影响，我们的思维中习惯于去judge，去要求，却没有认清一个问题：现实情况是怎样呢？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是positive解决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很开心的是，我经过经济学的训练，已经从normative中解放。而应对很多人对经济学的批评，我很是认同钱先生应对批评的态度“任何科学都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但历史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为了批评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建设性，批评者能否提出新的体系，去解释更多的现象。批评不是泼妇骂街，批评者是要有十足的底气才行。面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问题的不适应，其实是显然、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理论基本是探讨成熟和规范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中国的现实却是在双转轨的重大历史转折当中，这是让经济学领域的人们为之兴奋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在经济学的领域，基于中国的现实，可以大有作为，很多宝藏有待挖掘。
我在负责导师的一个广州的课题，课题的题目是《广州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制度创新及其政策研究》，所以对创新这个问题一直很关注。《硅谷的故事》虽不是正统的学术论文，不过很多观点和想法是很有价值，也避免了我们走弯路，这就是巨人的价值所在。硅谷的主导产业一直在变，60年代做半导体，70年代做处理器，80年代做软件，90年代至今做互联网；硅谷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改变伴随的是希望与剧痛。如果没有80年代的阵痛与调整，就没有现在的繁荣。所以，爸爸妈妈告诉我，资本主义是残酷的，我想我是理解的，谁能保证自己一定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不成为可怜的炮灰呢？！钱先生的文章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其一，硅谷的奇迹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其二，为什么很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十分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生小企业？针对的一个问题，钱先生的一点看法给以我警醒，他说：“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功于‘硅谷文化’，‘文化’一词太虚泛，它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中国如今科技方面相对落后，但要提升科技水平和能力，学习外国的文化就能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和澳洲有着同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为什么澳洲就没有制造出硅谷。我是很反感泛文化论的，这是一种懒惰而不负责的说法。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缺企业家精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体制把企业和企业家捆死了。至于第二个问题，钱先生很明智地依托一个传统而有效的分析框架，即激励与约束，去分析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我值得学习的。可以明确的说：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不可能产生于僵化的体制！钱先生说得好：“只有一种自由得创业体制和非常分散的决策过程才能创造出硅谷这样的奇迹。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早就创业者的栖息地。”这篇文章提醒我在处理广州课题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的问题，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这也是我在做广州课题的时候，必须解决的问题。
最后，是《科尔奈的理论和经济改革》。说实在，科尔奈这个人我是第一次听说，真是太孤陋寡闻了我。他很聪明地区分出一些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的混淆恰恰是使得我们进入分析误区的“凶手”，例如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和社会主义现行模式。他是一个证人，而不是一个法官。一个明智的经济学家，还有政治家，社会学家等等凡是其言论和决策对社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该明确自己的身份，基于什么身份，什么的立场，说出什么样的话，我想，这不仅是一个人聪明与否的问题，这很核心的是关乎公民道德和责任感。另外一个对我而言印象深刻的观点是——如今的理论更多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而没有提出因果关系的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论文缺乏深度的原因所在，似乎更多的文章都是就事论事，就现象分析现象，而没有揭示出现象背后的实质，以及现象之间最深层的逻辑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这是我写作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