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r and Monopoly Labor: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20th Century
by Henry Breverman
#### 目录 #####
【第一部分 劳动与管理】
1、劳动和劳动力 2、管理的起源 3、分工 4、科学管理 5、科学管理的最初影响 6、使工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二部分 科学和机械化】
7、科技革命 8、科技革命与工人 9、机器 10、管理和工业技术对分工的进一步影响
【第三部分 垄断资本】
11、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 12、现代公司 13、无所不在的市场 14、国家的作用
【第四部分 工人阶级职位的不断增长】
15、办公室工作人员 16、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
【第五部分 工人阶级】
17、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后备军 18、职业的“中间阶层” 19、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20、关于技能问题的总论
记这本书一定要连带着它的副标题一起记，如果只记得《劳动与垄断资本》，经年累月很可能就与《垄断资本》混淆了，以为它讲的是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但是副标题明确的点明要义，这本书着重关注的是在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劳动过程不可避免的蕴含的，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劳动的退化。
马克思主要讨论的是18-19世纪的情况，布雷弗曼将论述延伸到20世纪。正如他在书中所讲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诸过程是怎样在那个社会的主要动力，即资本积累的推动下，不断地转变的。对劳动人民来说，这种转变首先表现为各工业部门的劳动过程的不断变化，其次表现为劳动在各种职业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再分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这种动力已比马克思生前所目睹、并据以进行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的这种动力的表现形式远为有力。”二十世纪，俨然已经出现了“科学技术、劳动生产率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通常的消费水平的不同寻常的发展”，这些发展不可避免的影响了工人运动与阶级对抗的形式，同时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和思考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布雷弗曼认为当前，“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已让位于对作为一种分配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展现出来的巨大生产潜力和发展潜力所裹挟，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的革命性思维，转而提倡改良主义路线，寄希望于不断的调节再分配来缓和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实现自我完善。他们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成就不仅是生产能力方面的，也包括消费能力方面的，和劳动者的技能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说服了，以为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崛起、“白领职员”的增加以及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便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布雷弗曼却尖锐的指出，“贫困、失业和匮乏的压力并未被消除——远没有消除——，而是在这些压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种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是提供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工作岗位所能消除的，因为这些正是首先造成这种不满情绪的东西。”
布雷弗曼想在这本书中戳破的，是人们将生活的改善寄托于技术提升、生产力提高的这种天真的幻想。他想说明的是，技术越进步，广大工人阶级反而会越不幸福。“对抗的生产关系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们用十分严谨的语言告诉我们说，是永恒的。”
在“导言”中，布雷弗曼还非常直白的评论了苏联体制，这当然也可以部分的应用到当前的中国，他如此直白，以至于该书的译者要强硬的在“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注意，“导言”中的部分论断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布雷弗曼错了吗？
让我们先通观全书，再回到这一点。因为关于工人阶级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关键，只有在看到“第二十章 关于技能问题的总论”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而不搞清这一点，就无法说清楚，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到底出在哪。
书的第一章重申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差别，即“工人出卖的和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双方同意的劳动量，而是双方同意的时期内的劳动力。”我将这一区别看作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鲍尔斯在1985年的AER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劳动压榨模型(labor extraction)，这个模型的关键就在于劳动雇佣量，或者说工人雇佣量与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成果由雇佣量乘以劳动时间再乘以单位时间的努力程度决定，这样一来，就足以推出产业后备军，或者说非自愿失业，以及工资差距等存在的原因，斯蒂格利茨在前一期的AER上发表了另一篇后来成为效率工资理论奠基者的论文，二者遥相呼应，对劳动生产率受工资影响这个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理解角度，斯蒂格利茨因此成为凯恩斯学派的大师，鲍尔斯的成果却长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作者还指出，人类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劳动量具有很大的弹性，它同其他动物的劳动的不同之处还包括“人的劳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而其他动物的劳动是本能的”。这当然不算新颖的论点，但是由此引出的另一个区别却相当有启发意义。本能活动是先天的，遵循着一种相对固定不变的模式。它的优势在于劳动成果可预测，只要提供相应的外界刺激，就可以预测到接下来的结果，不确定性小。但优势同时也成为劣势，由于灵活性小，使用者“必须忍受给他服务的东西的一定的自然限制”。书中提供了一个引导毛毛虫制造出人类想要的纺织品的例子。一位慕尼黑的工程师通过在叶子上按预定图案涂抹上毛虫爱吃的糊状物，然后在其他地方涂上橄榄油，毛虫就会完全按照轨迹一丝不差的吃掉全部的糊状物，并在吃过的地方结网。最终得到的制品令人震撼，但是这显然完全受毛虫的癖好和活动能力的限制，制作过程必须按特定的速度进行，准备工作也缺一不可，生产过程毫无弹性可言。这对资本要求不断的加快生产过程、扩大生产规模来看，显然是不利的。
对比人类劳动，虽然精确性和稳定性都不如毛虫，却因为主要“受社会和文化发展出来的认识能力的指导”，而可以从事范围广泛的生产活动，并具有无穷的潜力。布雷弗曼将这描述成人类劳动的铸币两面，并由此引出了资本家支配、控制劳动过程，对劳动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必要性。管理问题的历史前提是雇佣劳动成为商品，资本家对劳动过程具有完全的控制权，其发展的动力却是资本不断利用劳动内生的收缩性和潜力的同时，缩小生产中的不确定性，从而获得稳定的剩余价值流。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也体现在这里。一方面，从生产过程本身来说，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是必须的，也是有益的，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从生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点来说，管理又是强加于工人之上，用来不断收紧控制权，将工人日益变成生产的机器的异化过程。
书中第二章“管理的起源”提到了一个公司城市的概念，他举了十八世纪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有一名医生，一名牧师，三名教师，还有一项济贫、养老金和丧葬计划。公司老板克劳利打算通过教导和告诫来支配他属下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变成他这部机器中的自愿和顺手的齿轮。”布雷弗曼将“这种在经济上、精神上、道德上和身体上进行全面统治的方法，由一个奴隶性的司法机关的法律和警察的强制力所维持的，这个被隔离的工业区”，称为全面控制的公司城市的前身。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窥到当下富士康企业等正在做的一些事，比之更甚的是，富士康甚至都不需要依靠法律和警察，它只需要依靠低工资和加班制，就能完全控制工人。这不是很讽刺吗...
第三章”分工“区分了社会分工和个别分工，即行业间分工和行业内的分工或者说再分工。社会分工是各个历史阶段所共有的，因为人类活动具有多面性，当人不再单独行动，而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社会分工便必然会出现，早在原始社会，就有女性与男性间分工，可见社会分工是人类劳动特征的派生物，是人类的物种特征中所固有的东西。但个别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独有的，通过把制作一件产品的整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人为的割裂为不同人同时完成的许多道工序，书中举的例子是制作陶器，现在不仅有了日用盆罐、宗教用陶器等的区别，还出现了收集粘土、把粘土做成坯子、再烧成盆罐的区别。社会分工是市场和无政府的混乱所强制形成的，而个别分工则是强加于人的；社会分工的产品以商品形式在市场中进行平等的交换，而个别分工的产品则以一个个中间产品的形式统一归资本家所有；社会分工可以提高个人和人类的价值，因为它往往能激发出超自然的潜力，而个人分工则是在不顾人的能力和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个工人都无法掌握生产过程的全部，是对人和人类的一种犯罪。在这个意义上，布雷弗曼将自己关注的生产和分工过程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和分工。它以劳动过程的分解开始，以局部工人的产生为结果。这不仅提高了每一个制造工序的生产效率（巴贝奇原理：能够完成全过程的劳动力，作为各种分离的成分来购买时，要比作为一个工人的全部能力来购买时便宜），还削弱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从生产和管理两方面看都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也正是从这两方面看，对工人都是非常有害的。工人现在不仅必须忍受枯燥的工作，还必须忍受自己从具有专门知识的全能工人日益沦为可以被随意替代的标准工人的现实。复杂的劳动过程日益变成了多个简单劳动的叠加，这就催生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所特有的结构——一些人需要经过复杂的专业训练，而另一些人则只用从事简单劳动，“前者的时间有无限价值，而后者的几乎分文不值”。
个别分工将复杂的生产过程简化为简单的生产工序的组合，而在此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则是继续将每一道生产工序拆解为不同的简单动作的叠加，并逐个研究最节省时间的操作方式，也就是泰勒制。在第八章详细说明的弗兰克·吉尔布雷思对时间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点。他将工人的工作过程用计时照相机记录下来，通过研究这些影片把身体的各种动作分门别类，确定出各种基础动作所需要的时间，把生产过程变成接触拿取、捏住、握住、弯腰、坐等基本动作，他称之为赛布利格(therbligs)的组合，从而把生产时间转化为一个建立在标准数据和换算公式基础上的统计问题。这种拆解主要关注的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对劳动的控制，是把劳动者看成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齿轮、一节锁链，促使劳动者不仅不能磨洋工，还要像通用机器一样在严格控制下卖命的工作。作者总结了泰勒制的三条原则：1、将劳动过程与工人的技术分离开； 2、将概念与执行分离开；3、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第一条将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而第二条则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区分开，第三条指导管理者要根据自己关于生产过程，尤其是拆解动作所费时间所掌握的信息，给工人们详细的制定生产任务，从而全面控制生产节奏。这就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全部奥秘。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势必带来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也催生出除了生产和设计部门之外，第三个部门——工业管理和记录部门，也导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办公室职员，即常被人统称之为“白领”的数量也呈现出大幅攀升的态势，这一点在第四部分还会深入分析。除此之外，这一分离还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的减少，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日渐式微，一方面是工匠技艺被摧毁，另一方面是劳动人民与知识的纽带也被切断。书中引用了埃尔顿·梅奥的话，说明在管理部门垄断生产设计过程之前，科学与技术、劳动与知识的关系本是很紧密的。他说“从历史上说，我认为可以这样讲，一种科学一般是作为在某一活动范围内相当成熟了的技能的一种产品而出现的。某一个人，某一个熟练工人，在短暂的沉思中想使隐含在技术本身中的一些假设成为明确的东西。……科学深深地扎根于技术之中，它只能通过一种成功的技术的实验的和系统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各种成功的科学，其出身都是很微贱的——在明确地得到理论和实验上的发展之前，都是小心谨慎地发展着的低级技术。”仅仅在二百年前，一线工人和手艺人还仍是生产技术知识的储存库，他们在学徒制下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基础学科，大部分人横跨多个领域，并对科学上的新发现充满兴趣，很多数学家、物理学家、植物学家都是纺织工人，而在现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垄断了知识界，生产工人被彻底排除在外，工人阶级在智力和学识上的衰败速度，几乎与资本的积累同步，劳动者之间的分化也由此产生。这一转变无疑是会给社会带来巨大震荡的，为了让劳动者平静的接受这一切，人事部门和工业心理学发展起来。它们的任务无非是安抚工人，尽量的缓和日渐激烈的对抗关系。
尽管资本家控制生产过程的主要手段是通过组织和管理职能的不断收紧，但科学技术还是在这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管理部门只是为生产过程提供组织形式，并不直接参与生产技术方面的活动，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控制权逐步从工人手中转移到资本家或者说管理部门手中，这自然而然促进了以技能为核心的生产不断转化为以科学为主导的生产，而后者又必然催生出一个“大科学”的概念，科学现在成了一个独立运动，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自行发展着的一项与劳动并列的社会财产，而不再是生产过程不断重复，手艺人技能不断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在资本主义还未全面发展起来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这一发展是以技术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蒸汽机是技工们不断改进自身技术的产物，与其说它的出现得益于热学的发展，倒不如说热学是以它的发明为基础的。对比二十世纪的情况，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情况之不同，科学早已变成了技术的引导者，我们很难再找出不是以理论界的突破为前提的新兴技术的发明了，而所谓“科学的业余爱好者”更成为一种戏谑，科学再也不是私人的事，而并完全并入资本主义生产之中了。布雷弗曼主要以德国化工产业的发展为例子，说明科学发明和科学家对生产的巨大贡献。生产力的增长源泉从一线操作间移到了实验室，整个科技革命变成一种生产方式，而科学本身也变成资本。“这才是科技革命的关键性的革新。”——《科学——工业革命》的小册子里说，“科学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蒸汽机’，总体科学家则是总技师。”
这自然给生产带来了影响。机器本身的运作，不论多么自动化，都要遵循预先设定的一个流程，它因此具有一种强制力，迫使工人们必须按机器的步伐来，机器本来是作为人的劳动过程的产物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反过来开始控制人了。这其中看似存在矛盾，实际上，矛盾仅存在于工人与资本家或者说管理者之间，而绝不是逻辑上的。机器是资本家为了控制生产过程而生产出来的，而除了机器本身之外， 劳动者构成了生产的全部过程，因此机器变成了资本家控制工人的直接手段，所谓科技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的巨大进步，不过是人类之间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不断恶化。马克思说“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场手工业中劳动力的变革对应于管理部门的扩张，而大工业中劳动资料的变革则对应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它使得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沦为从属地位，劳动力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被科学的客观性所遮盖，结果是“把工人本身当作机器来对待”的普遍尝试。
机器本身只是人类用以增加劳动生产率的工具，最终却取到了控制人类的能力，这种拜物教不是机器本身的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而完全仰仗于资本家使用机器，使用技术的方式，是社会问题，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化。机器的强制力，表面上看，是处于机器的内在需要，是效率要求，实际却是资本的，而非技术上的迫切需要。机器提升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的潜力，不是不存在，而是被资本家刻意挫伤了。因此“如果机器带上拜物教性质，在目前形势下的分工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问题”。
除了控制生产的步调，从而控制工人，机器的另一个更具破坏力的能力是将工人直接排除出生产过程，变成过剩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反面，是生产工人的减少。生产率的提高没有尽头，机器节约劳动的动力亦然。现在总存在这样一种天真的误解，以为科技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劳动者所必须掌握的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事实却是，在自动化发展初期，对劳动者的要求是加强的，但随着自动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工人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工程师们会尽量将操作和维护标准化，事实上，这正是衡量自动化的一个标准。布赖特在《自动化与管理》中将操作工人的技艺与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表示为一个驼峰曲线，就很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机器对工人的排挤从绝对意义上看，还是有限度的，因为机器的应用一方面以节约工人为结果，另一方面也以生产规模扩大为前提。也就是说，虽然相对而言，制造业工人的数量减少了，但是他们的绝对数量仍可能是增加的。而且，尽管直接生产工人受到排挤，机械化的过程却也催生出对办公室职员和工程师的新需求，也就是说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就业人数是在迅速上升的。
传统意义上说，人们倾向于将文案工作看成是高于直接生产的，但布雷弗曼在第四部分详细分析了我们所谓的白领工作，怎样的在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下，衰落的比蓝领工作还不如，从而说明科技的发展与工人福利的提高并不是直接挂钩的，而数据层面显示的近代中产阶级的扩大，不过是统计口径巧妙调整的产物，并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19世纪早期，企业的办公室雇员是作为现代专业管理人员的前身而存在的，他们在职责和地位以及收入上确实远高于生产工人，但这一比较优势已随着这类职位数量的增加，而消失殆尽的。现在白领职工不仅在工资上比所谓的蓝领工人低。工作内容和工作技艺要求也在不断恶化，脑力劳动越来越多的变成了体力劳动（整理数据、打字等）。事实上，前者只不过是后者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一个结果。这种工作内容的恶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所产生的大量重复性的文书工作所导致的，当办公室越办越大，本来仅用于控制生产过程的管理手段，现在也用来控制管理过程了。”办公室的目标是控制企业，而办公室管理的目标是控制办公室。“计件工资制、机械化、泰勒制等逐渐被引入，办公室和工厂的差别因此越来越小，也就是”白领职工的无产阶级化“。西奥多·卡普洛将这种白领工作与体力工作相互交搭的地方，称之为”半技能“职业，特征是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培训和长期经验，流动性强。表面上看，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不断发展的非无产阶级”中等阶级“，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除了在办公室岗位存在这一”半技能化“特点外，在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也日益出现这种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的无限扩张力使得人类生活被全方位的商品化了，很多以前主要依靠家庭内部劳动提供的服务，现在变成也带有商业色彩。此外，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得销售环节变得比生产过程还要重要。由此产生的对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开始吸纳大量劳动力，主要是女性，以比生产工人更低的工资。
如此一来，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因男性作为生产工人被大量的排挤出劳动力市场，以及女性作为非生产工人被大量的吸收进市场，而迅速扩大了。如果考虑能获得勉强维持收支相抵的收入的工人数量与包括了因沮丧而放弃寻找工作，以及打零工的工人总人数，1970年美国平均次就业指数只有61.3%左右，远低于官方公布的90.4%（失业率是9.6%）。
不论是从办公室职员，还是从零售业和服务业来看，劳动结构和工人的近况都没有丝毫改善的意思，所谓的”新中产阶级“，或者”中间阶层“实在只是一个幻想，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实际上从工作环境和收入状况来看，甚至都还比不上制造业工人。资本新创造出来的岗位，除了少部分高级工程师之外，都是或者类似于它们同时排挤的那部分生产工人，或者比声场工人更差的，一些岗位。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只对资本家阶级，和很少量的另一些拥有资本青睐的特殊技能的工人才有可能。因此，不论从统计数据上来看，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服务及销售人员的数量怎样的相对机械操作工而言增多的，我们都不能得出工人生活改善的结论。”工人阶级本身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它被要求去进行的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而是依赖于它的社会形式。因此，从事实物生产的劳动不能与用于提供服务的劳动截然分开，因为二者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生产形式。...劳动的各种确定形式可能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内聚力、或经济的和政治的活动，但是它们不能影响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现在，不仅”成为生产工人是一种不幸“，笼统的”成为一名雇佣工人都是一种不幸“。
布雷弗曼由此得出，科技进步使劳动者之间的两级分化更加严重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工人的平均技能才存在提高，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家和高级工程师，而关注广大从事普通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并没有从科技变革中获得好处。相反，科技越进步，底层劳动者越不可能全面把握机器，因而越是只能以局部工人的身份参与生产。“工人越是需要多懂得些事情，以便继续做一个起作用的人，他或她懂得的东西就越少。”这种脱节，被“平均技能”这一概念给掩盖起来了。另外，从教育年限增加的角度，强调工人技能增强，也是虚幻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教育已不再是为了提升技能，而只是作为拉动消费、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则并服从法律这个意义上才有存在的必要的。简单来说，资本扩张需要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它会使资本家开辟更多市场和加强管理更加方便，教育使得工人能更容易的“被出卖、引诱和控制了。”同时，通过限制青年人加入劳动力队伍来减少失业人口，也强制的拉上了教育年限。群众教育的扩大是资本扩张的前提，而不是资本扩张的结果。它已日益脱离了与职业要求的联系，“为了社会安定和对日益流动的城市人口进行有条理的管理，学校已发展成为安置青少年的巨大单位，这些单位的功能与向青少年传授社会上认为他们应当学习的那些东西越来越缺乏关系。……在未来的大量劳动者就读的各种学校里，要学的东西越多，教师要教的和学生要学的理由就越少。”
最后，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只有通过取得现代工程技术的科学、设计和操作的特权，工人才能重新掌握集体的和社会化的生产。延长的教育，只有在求学时期能与劳动时间相结合的情况下，只有在工人从正式学校毕业以后还能终生受教育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效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既延长一种越来越空洞的教育，又把劳动变成为简单的无需知识的工作，这实际是浪费受教育者的岁月，也是浪费他此后若干年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