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这本书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内容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实录；另一部分是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对话记录。显然，这是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应景之作。
改革开放30年主要以经济改革为主，因此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成为显赫力量。这10位经济学家不仅是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的评论者，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份也并不单纯，而是集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智囊于一身。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使得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尽得风流，影响一时。普通民众即便不熟悉他们的专业所长，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大都并不陌生。因此，对于关心中国问题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缺少新见的书。就30年经济改革的总结这一问题，这10位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
尽管如此，这本书的封底陈列的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无意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他们的新视角。他们的观点都间接或直接地提到了法律和法治。在这里，不妨转引其中一些观点：成思危，“应该用法律的手段给予股民一个公平的投资环境”；吴敬链，“建立了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一了百了，现实迫使我们思考：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有好坏之分”； 钱颖一，“中国能大体简称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型成功了”；陈志武，“勤劳确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能否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增加收入”；张维迎，“如何政府的政策朝令夕改，今天合法的事情明天就不合法，今天归你的东西明天就不归你，那么投资者、企业就会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经济学家谈法律并不奇怪，但纵观他们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对法律和法治的理解却明显落后甚至荒唐。
我们不妨以被称誉为“吴市场”的吴敬链为例。以他为例，不仅因为他是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更因为他对法律的理解基本能代表这10位主流经济学家对法律的整体水平。纵观吴敬琏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以1998年为界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以1998年为界，他的思想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他真诚地呼吁朴素的市场经济；1998年之后，他开始修正自己的旧说，推广“法治之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新观念。这一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刺激，深层原因则是经济改革深入之后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应有“好”“坏”之分。他进而认为，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在好的市场经济下，法治不仅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秩序背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吴理解的“好的市场经济”在这本书里被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提起。但这一认识不但并不新鲜，而且是陈年旧知，是常识。经济学理论的始祖亚当·斯密，早已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以法律这只“看得见的手”为基础，否则市场会走向疯狂和扭曲。由此可见，吴市场理解的市场过于“单纯”和“纯粹”。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变异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呢？如果法治不能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法治如何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其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从目前吴敬链的著述来看，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吴敬链并未给予认真充分的思考。
公正地说，这并非单纯吴敬链之错，这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靠行政政策推动的特点有关，也和中国法治的整体进程有关。但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改革的有力推手，他们的影响力比法学家群体要大的多，其法律知识的贫乏和法治工具主义的观点危害甚大。在这本书中，另一具有更丰富教育背景的钱颖一的表现同样让人失望。书中选编的钱颖一写于2000年的《市场与法治》一文读来索然无味，其基本观点并未超越吴敬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只不过在细节上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又在细节上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毫不夸张地说，对法律和法治欠缺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可以说是这10位经济学家的通病。
反复强调对法律和法治的尊重和理解，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长期发展。如果说过去的30年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法治对经济改革进程的整体性影响还并未突出；但是在接下来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经济改革会牵涉到越来多的社会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经济学家的法律见识如果继续停留在过去那种粗糙的水平，必然会产生很大问题。从目前的状态来看，经济学家对法律的理解大多来自制度经济学或法律经济学，但这种水平应对显示问题已不能十分有效。经济学家急需提高法律修养，是时候在必要的程度上深入公法和私法的内部，具备从法学内部说话的一般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