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全球商业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实施了一项综合性研究，其课题是未来若干年内很可能会给企业领导人带来最大挑战的全球趋势。他们用“全球构造”一词来形容这样一个过程：技术、自然和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趋势缓慢地给商业环境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就像地球的构造板块改变我们脚下的大地一样。
这项研究把构造变化分为社会、技术和环境三类。环境构造源于人们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比如世界人口的增长或城市化现象。它们会影响资源管理、健康和全球人民的生活质量。技术构造——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信息系统的进步——加速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全球一体化和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速度。社会构造是指国际监管、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转变，比如当前的民主化、解除管制和监管改革的浪潮。
该研究确定了12个全球趋势，这些趋势很可能在未来30年构成对公司的最大挑战。人口、传染病、资源退化、经济一体化、纳米技术、国际冲突和监管等领域的发展都会给企业战略带来重大后果。它们可能动摇单个公司或者整个行业。关注这些挑战、为这些挑战做好准备并做出适当回应的公司很可能兴旺发达；而那些忽视挑战的公司就要自担风险了。
在这个星球上，人口趋势正在改变社会、转变经济活动模式、产生新的经济和社会依赖性以及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世界人口持续攀升，现在的人口有64亿，到2025年将增长到78亿，到2050年将增长到90亿。
·
同时，全球人口增长的速度正在减慢，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因此“全球人口爆炸”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世界上最没有能力支持人口增长的地区人口增长最快。
·不均匀的全球人口增长会改变全球政治平衡，可能带来摩擦。
·新的迁移和移民模式将出现。
·
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会给公共和私营部门带来重大挑战。
这些改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发达国家市场的成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起飞，从而改变经济增长、资金流、消费者品味和偏好以及食物、水和能源等世界自然的和“战略的”资源的利用。
发达国家的市场过去大多是根据年轻人群的价值观、习惯和偏好形成的，但一个针对50岁以上人群的新市场正在兴起，产品和服务正在不断增加，盈利潜力很高。在金融服务业，这种分化已经发生了。45岁以下的人群有长远的展望，他们的风险状况不同于领取养老金的人群，投资目标也与50岁以上人群有很大差异，50岁以上人群主要对共同基金和递延年金感兴趣。类似地，老年人群在服务和其他无形产品上的消费比重较高，而年轻人群更喜欢购买有形产品。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让劳动力市场分化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劳动力阵营，笼统而言，分别由50岁以下人群和50岁以上人群构成。这两个劳动力阵营很可能在需求和行为以及所担任的工作上有显著区别。年轻群体寻求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或者至少是连续的全职工作。
迅速增长的老年群体有更多的选择，能够将传统型工作、非传统型工作和休闲按照最适合他们的比例组合起来。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男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新兴知识技术领域寻求弹性工作机会。现在，护士、电脑技术员或者律师助理可以花几年时间离职带孩子，然后再重返全职工作。这样的工作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它们非常适合女性的特殊需求和她们不断增长的寿命。
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很快就会变成一大挑战。现在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不足世界人口的一半，但到2030年，预计会上升到近60%。这个问题的部分意义如下：
地方和联邦政府被迫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
·
社会、与健康相关的事宜、经济和安全发生波动的可能性不断升高。
拥有1000万或更多居民的超级城市将比比皆是；农村的发展可能会被忽视。
这些趋势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为了让超级城市变得宜居，需要创新、投资和经济增长。交通、住房、垃圾管理和回收等部门必须做出回应。农村地区也将有机会弥合城乡经济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随着迁移、跨境劳工流和物流水平的提高，爆发流行病和传播传染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造成了劳动力的减少，几乎摧垮了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体系。生态恐怖主义也一天比一天接近现实。
这些问题的很多解决办法必须由私营部门提供——从提供医疗基础设施，到开发新药，再到建立灾难应对体系。
世界各地很多公司的战略取决于水、食物和能源等关键资源的供应能力。是否有充足的淡水可供使用在很多地区是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地方发展和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有人谨慎地预测，未来因水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食物的供应能力受到人口增长、技术和监管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对它们产生影响。提高作物产量、增加食物里的维生素含量、改善分销系统将十分关键。能源的供应能力在很多行业受到持续的关注，它带来了针对一系列新兴可再生能源的创新和投资。
“全球变暖”曾经是少数科学家使用的生僻术语，他们越来越关注数十年来的污染对长期气候模式的影响。如今，全球变暖的观念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很了解，也已经尽人皆知。全球变暖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低海拔国家由于海平面升高遭到淹没、强风暴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以及冰川和冰盖后退等。还有可能出现平均气温升高等不那么激烈的变化。在气候温暖、四季分明的地区，生长季节可能变长而且有更多降水。在较寒冷的地方，可能出现气温升高、降水剧减的现象，从而导致长期干旱，并且可能生成沙漠。
最具破坏性也是最难预测的影响是对世界现有生态系统的影响。很多动植物种类将用适应或迁移的办法应对气候变化，但也有很多物种可能灭绝。人类为全球变暖付出的代价很难量化。由于年老者和病弱者会中暑和遭受与炎热相关的其他创伤，每年可能会有成千上万人死亡。贫困人口和欠发达国家会遭受最坏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财力应对气温上升带来的问题。如果降水减少限制了作物生长，可能会有大批人死于饥饿；如果海岸洪水导致水传播疾病广泛传播，可能会有大批人死于疾病。
全球变暖并不是唯一的环境问题。水污染、乱砍滥伐、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也给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私营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联手合作。合作已经有了小小的开始。更小、燃料效率更高的汽车，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氢燃料发动机和燃料电池等非化石燃料能源，以及燃料电池，如果它们能更普及，肯定都能大大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国际层面，《京都议定书》得以签订，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量。35个工业化国家承诺在不同程度上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
更高级别的跨境经济活动增加了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充分一体化的经济体系。空中客车公司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机翼在英国制造，机身和机尾在德国制造，西班牙公司生产舱门，驾驶舱制造和最后总装在法国。总共有位于30多个不同国家的超过2000家公司供应组件和零部件或者提供服务。这样的场景在各行业不断重现，这也说明跨国公司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些行业比其他行业受到更多的管制。例如，在钢铁业，优惠贸易政策、技术标准、政策规范和政府运营或有补贴的竞争对手以及客户的出现或消失均对公司的全球战略选择有直接影响。在过去，跨国公司几乎完全依赖政府对全球竞争规则进行谈判。但是，随着全球竞争的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公司更加关注全球战略的非市场层面，其目标是塑造有利于它们的全球竞争环境。在电信业，消除贸易壁垒和其他解除管制的举措促使公司采取更多全球化的经营路线。钢铁业情况恰恰相反，保护主义或恢复管制的威胁抑制了行业的全球化，促使公司采取非全球化的路线。
基于知识和创意的全球经济的出现已经改变了战略机遇和风险的性质。知识正在改变公司推出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以及公司用来开发和管理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模式。在基于知识的互联网经济中，创意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以极为低廉的成本传遍整个世界，这使得小公司、新公司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更容易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老牌公司竞争。所谓的智能型产品是指用得越多就越智能并且可以定制的互动型产品，它是现代产品开发的主要焦点。9可以告诉驾驶者胎压的轮胎和可以根据温度变化变热或变冷的服装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的知识型或智能型产品的早期版本。知识也在改变公司做生意的方式。农民使用马西·弗格森公司的产量分布图生成系统让每块田里的每单位土地都收获最大的产量。该系统将农民的拖拉机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连接起来，记录每单位土地的经度、纬度和产量。数据自动传送到农民的电脑上，方便农民检查所选择区域，分析生产力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知识型系统已经变得比马西·弗格森公司的主营业务更有价值了。
30年前，国际互联网还是一个梦。如今，顾客习惯性地登陆联邦快递的包裹跟踪系统，查看货物的状态，“谷歌一下”（googling）在英语里已经成为一个被接受的动词，远程监控在医疗服务中已经成为现实。同时，很多公司为其信息库建立了内部网络，员工可以重新分配他们在养老计划中的投入，可以和公司设在全球各地的办事处一同工作，还可以与家里取得联系。
信息技术也在改变人们的生活质量。对很多人而言，在无尽的车流和拥堵中穿行的让人发狂的通勤生活已经结束了。弹性工作时间、设备齐全的家庭办公室的出现和新型通信方式让新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使人们把工作和家庭生活融为一体。
人类对生命基本元素的理解和利用能力正在飞速进步，这种进步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研究，给之前无法解决的难题提供解决办法。生物技术革命很可能在三个领域最具潜力：医学、农业和环境。有一天，农民将能够种植可以制造塑料的植物——足以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依赖；各类新药将根除很多种疾病；污染清除将可能取得重大进步。
从长远看，生物科技的进步还可能撼动电子世界，让硅的使用成为历史。摩托罗拉等公司已经开始研究基因工程在电脑计算中的潜力——这是迈向DNA型电脑的第一步。
一次用一个原子制造新材料的能力从根本上重塑了我们对未来的设想。更结实、更轻便的材料将降低交通成本，减少污染；分子制造的出现将减少浪费；“纳米医学”将能够监控、修复和控制人体系统。
1989年柏林墙的倒下改变了国际冲突的性质，之前主要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双边冲突，现在是民间和国家之间的多边冲突，其中大多数冲突集中在发展中世界。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商业和公民社会的首要威胁，而且会继续威胁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这些带来不确定性的源头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公司必须在世界各地制定安全标准和政策，保护它们的信息系统和电脑网络抵御网络攻击，并在供应链中建立备份，所有这一切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社会和企业是由两类相互联系的法则体系连接起来的。首先是法治，即地方和国家立法、多边协议和正在形成的国际法体系。这些法律体系根据地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其中大多数有深厚悠远的社会根源，是经过数个世纪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变革形成的，表现出高度的惯性。因此，这些法律体系是不太可能主动融合的，新的全球监管框架也许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