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调人性的管理观
——关于管理中的人性问题的思考
（读马利克管理学著作札记之一）
在我国，与美国人、“现代管理学之父”彼特.德鲁克受到的长期赞誉和持续关注不同，欧洲当代管理学大师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引起学界和实业界的关注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尽管他被誉为“欧洲管理学领域中领先的分析师和专家”，尽管他的思想与德鲁克有着相当程度的“亲缘性”。
鉴于此，笔者拟通过对马利克在《管理成就生活》、《管理：技艺之精髓》二书中关于管理中人性问题论述的评析，对其管理思想的一个维度作一简要介绍，期望达到“尝一脔肉而知其味”，引发大家进一步思考的目的。
只要存在人类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涉及的面有多大或多小，也不论开展这种活动的组织的性质如何——势必产生“管理”的问题，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管理或者说管理的基本属性是什么，管理者的基本职责是什么等本源性问题，人们的体认似乎各不相同，学者们更是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众说纷纭，激烈争辩，让人莫衷一是，大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势；有的观点犹如“指月之手”，可望而不可及，给人以“正确的废话”之感；更有甚者犹如“屠龙之技”，使人读之昂然，思之茫然，行之渺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叶，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有效的管理者》之后，人们对于管理的认识似乎才真正走上了正轨——由此可见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也是由来有自，名至实归。
作为欧洲圣加伦管理学派的代表，马利克在管理思想上深受德鲁克的影响，但又广泛参考、借鉴和吸收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乃至于仿生学、心脑科学的相关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自成体系的综合管理宏观框架，提炼出了堪称个人行动指南或路线图的管理的六大原则、五大任务和七大工具。——当然，有其利必有其弊，与其他管理学者如德鲁克相比，马利克的思考更加凸显了管理活动的结果导向特性（他认为管理就是通过正确而合理的、专业化的手段整合资源，创造价值，而管理学是“对目的导向型高端复杂系统进行控制的综合科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作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思考的广阔性和深度。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德鲁克被誉为“社会生态学家”，而马利克只能算是管理思想家。
马利克对于管理系统的建构是从厘清各种流行的、对于管理的错误认识开始的——对于“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这一论调的批判就是其中之一。
马利克认为，管理者“必须认识到，管理的对象是组织中的人，我们必须要把人放到组织中去考虑，把管理理解为对组织中的人的管理，这和个人生活中的人是不同的”。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公域活动和私域活动作出了划界，或者说根据人活动的性质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场域（试比较：哲学家李泽厚关于公共道德与私性道德的划分），提出不同的评价标准，以便在组织活动中实现人的优势与任务的匹配，说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归位”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了马利克的这个划界、归位举措！这是管理理念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其精神实质在于要求我们以直面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为基础去构建组织的管理架构，实施管理行为（试比较：近年来学界关于所谓改造国民性问题的反思）。
我认为，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马利克的这一论题的提出在我国具有更加特别的意义。我们知道，由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长期以来被工具化，在我国一向存在曾国藩所谓的“对君子苛刻，对小人宽恕”的怪胎，其突出表现就是，一方面，误国清谈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做事的人，舆论往往十分严厉，以至于高明如鲁迅都发出“舆论杀人”的感叹（试比较：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的有关论述）。马利克这一论断有助于我们走出高调人性的管理观（试比较：刘军宁《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避免陷入那种以医生的眼光看人，认为满街都是病人的泥淖；避免将管理问题置换成为心理问题，即：抛弃发挥人的优势，使之与工作岗位匹配的主题，转而将精力放在不断地“纠正”人的所谓“问题”上——须知，“管理所追求的并不是改变人……管理真正要做的是接受他们的本来面貌，充分发挥他们的优点并且优化利用”（试比较：刘邵《人物志》、德鲁克《有效的管理者》、白金汉《现在，发挥你的优势》）！说来真是惭愧，我们的古人尚且知道“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的道理，现代的管理学者和实业界的管理人员却因为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侵蚀连这个起码的常识都已经淡忘了，而今还需借脑西洋！
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