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千百万儿童无书可读的时候，我们这个月在台湾销售多少windows软件真的那么重要吗？当7/10的尼泊尔儿童面临成为终身文盲的可能时，我怎么能全心全意地在香港开展电子商务业务，或者在中国内地开展反盗版运动？”十年之前，前微软的高管约翰·伍德如此认真地在追问自己。在《离开微软改变世界》里，这段心灵独白读来特别容易让人感动。
旁人看来，他对自己的追问不过是在自寻烦恼。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伍德已是众人艳羡的成功人士。他自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毕业之后，先在金融业工作数年，后于1991年进入微软，担任过微软华盛顿分公司的CEO、澳大利亚分公司的高管。这样的生活还不令人满意吗？大多公司战士冲锋陷阵的生活目标不外如此，更何况伍德在微软生涯中还在步步高升。但在微软的7年里，他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着：“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用更长的时间获取更多的回报？”
伍德在微软的日子虽然很风光，但身心俱疲。一名典型微软人的生活魔咒就是：“只有在入土为安时，你才能合眠休息。”为了放松自己的心灵，他了选择去尼泊尔旅行。他的一位朋友说：“也许当你爬上喜马拉雅山一定高度时，就听不到史蒂夫·鲍尔默吆五喝六了。”这次尼泊尔之行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向。
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山间旅行时，他被巴洪丹达的一个小村小学图书馆震惊了。这家小学的图书馆，空空荡荡的，签上挂着一张破旧的、卷了边的世界地图，而且这张地图上依旧可以看到苏联、东德和南斯拉夫等一些早就不存在的国家。在一个橱柜里，锁着几本被学校视若珍宝的图书，这些背包客丢下的书大都不适合孩子们阅读。这个学校有着450个学生，他们都无书可读。在尼泊尔这一情景大大挑战了他的世界观，在临走前，校长说了一句：“也许，先生，有一天你会带些书回来。”
如果听从校长的建议，他将改变很多许多人的命运。很多游客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毕竟商业世界里的事情更为重要，投入时间就能产生直接回报。尼泊尔的交通阻塞和教育落后固然让人震惊，这种震惊很快就会被繁忙的生活和工作冲淡。但伍德不同，他在结束旅行之后，对尼泊尔一直念念不忘，并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为那所落后的小学捐书，然后将募集到的书送到巴洪丹达的那所小学。有一天，他读到联合国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情况的一则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有8.5亿人缺少基础教育，其中2/3是女性，1亿以上的小学适龄儿童未在学校注册。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让他再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单纯捐书不过是解救汪洋大海中的一滴。
此时的他已接管微软中国区市场开发总监的高位，但他内心升腾的并非喜悦之情，而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如果我做得够好，为什么我没有更加快乐？如果我已经得到了许多，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更加满足？”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搏斗之后，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商业世界里，他不过是微软这台疯狂利润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工作成绩再大也不过是促使这台机器运转地更为迅速而已。但是世界上还有那么多贫穷的山村等着人们去建立学校和图书馆，为什么不去接受新挑战呢？
他的这一内心转变与他在尼泊尔的经历有关。尽管尼泊尔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这里的人民活得很乐观而且有尊严。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不同于他长期生活的势利的商业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他是远道而来的备受尊重的客人，这里激起了他改变世界的热情和梦想。这种热情和梦想无关个人道德，对伍德来说就是一种个人救赎，而非崇高而浪漫的革命精神。他不过想医治自己的心魔——到底什么生活才是有意义的?他从微软辞职了，变成了一名在喜马拉雅山建图书馆的无业游民。
1999年，他创建了非营利组织——“尼泊尔图书”（Book for Nepal），目的是帮助尼泊尔的落后乡村建小学和图书馆。从一开始，这名微软人就努力把事业的规模做到相当大，这是典型的微软风格，用微软的话就是“go big or go home”。对一家公益组织来说，最大的命脉就是钱。伍德小有积蓄，但这笔积蓄仅能使公益事业维持4年。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到处筹钱。
他依据自己的商业经验，拟订了5条筹钱的原则，这对不少把筹钱当作肮脏游戏的公益组织人员来说是很好的教训：强调捐赠者不仅仅是在捐钱，而是在将“受教育”这个礼物赠送给数百万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让捐赠者看到他们的捐赠与成果之间的直接关系，可以给他们看照片，或者让他们亲自参观捐造的学校以及图书馆，同时组织成员用邮件签名档展示不断更新的工作成果列表；告诉捐赠者组织将保持低行政开销，将筹钱和管理的开销控制在10%之内；推销改变世界的激情，让人们看到受捐赠者快乐向上的面孔而不是悲伤无助的模样；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寻找更多意义——你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5条原则帮助“尼泊尔图书”筹集到了不少的钱，为了让受捐赠者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伍德在公益组织中推广了共同投资模式，与尼泊尔的社区合作，当地群众也要捐助少量的物资和资金，合力促进新教育设施的建设，包括学校、图书馆、计算机设施，并为女学生提供长期奖学金。
在伍德的英明领导下，“尼泊尔图书”开始向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印度扩张，并更名为“阅读空间”（Room to Read），总部设在美国的旧金山。曾经的微软人伍德那种“go big”的冲动再度膨胀，他的野心不仅止于建设一家公益组织了，而是要缔造“非营利性的微软”。但是当他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至少和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建立的数量相同的图书馆时，“阅读空间”的资金开始萎缩，人手也开始短缺。在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得·尤奴斯的启发下，他决定开发一个网络化的组织。21世纪的卡耐基不再是一个富有的白种男子，而是一个由热情的志愿者组成的网络。“阅读空间”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该组织已经捐赠了300万册的图书，兴建学校290余所、图书馆3600余座，并通过助学金使得2000多名女童重返校园。如今已有100余万名儿童从这项教育计划中获益。
但“阅读空间”真的有必要急速扩张为“非营利性的微软”吗？伍德在“go big”的过程中过于迷恋数字，似乎不断变大的数字就意味着工作成效。这是一个微软人的后遗症，但改善教育并不等于销售电脑软件，仅有教育硬件是不够的，教育“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是教育硬件也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伍德忽略了，这并不是要对伍德求全责备，而是提醒他“改变世界”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在数字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东西。如果伍德不能及时意识到这些，他努力缔造的“非营利性的微软”和盖茨的“微软”会越来越趋同。“阅读空间”会简化为一个疯狂的“筹钱机器”，而伍德本人也会变成这个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伍德会重返身心俱疲的境地，这将会违背他的初衷，希望这只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