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蒸汽机到搜索引擎，实用性创新是让美国出类拔萃、而其他条件优越的国家落後乃至失败的首要原因。创新不仅仅指发明。对发明的衡量要看专利的数量，或是那些冷清的实验室里传出了多少声成功的欢呼，而创新是指实用的发明。正像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告诫他助手时所说的：“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不能像有些德国教授那样，毕生研究蜜蜂身上的绒毛。”
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的传奇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他发现了声波转化成波动电流的方法，但并不是创新者。的确，1876年3月10日的那个晚上是个伟大的时刻，贝尔年青的助手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听到了贝尔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沃森，来帮个忙！”但是，正如沃森日后评价的，贝尔的电话并没有方便交谈，反而让美国人锻炼了嗓门和肺活量。发明高效碳精按钮麦克风的是爱迪生 [还有查尔斯·巴彻勒（Charles Batchelor）]。因此，真正的电话在西部联盟电话公司（Western Union）买下爱迪生以及贝尔的竞争对手埃利萨·格雷（Elisha Gray）的专利权后方才出现。接著，西奥多·韦尔（Theodore Vail）将西部联盟电话和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合并成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韦尔预见到了长途电话系统的潜力，克服了来自政界、技术以及官僚体制的诸多障碍。韦尔是电话的创新者 [他还创办了一家研究机构，1952 年，这家机构成为贝尔实验室（Bell Labs）]。
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的情况与贝尔类似。卡尔森致力于研究静电，1938 年，他在纽约市昆斯区自家厨房里用炉子制造出了可以将一张纸上的干燥图标转印到另一张纸上的化学物质，但商业机构对此不感兴趣。1944 年，哥伦布市的巴蒂尔记录学会（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再度开始了这项研究。当时，约瑟夫·威尔逊（Joseph C. Wilson）刚接替父亲成为摄影产品生产商哈洛伊德公司（Haloid）的董事长，他派遣从海军退役不久、关心公益事业的好友索尔·利诺维兹（Sol M. Linowitz）律师前往考察。利诺威兹说：“我们到了哥伦布，看见一块被猫用尾巴蹭来蹭去的金属物体。”1947－1960 年间，威尔逊共在这个发明上投入了 7,500 万美元，令公司濒临破产。威尔逊是静电复印机的创新者。
没有创新的发明只是一种娱乐。许多创新者也许连六孔哨子这类小玩艺都发明不出来，但像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确实能让自己的灵感在社会上付诸实现。调频收音机的出现全靠发明家埃德温·阿姆斯特朗（Edwin Armstrong）在 1939 年亲自把它推向市场。此前，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老板大卫·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害怕调幅收音机的利润受影响，不让调频收音机上市。
所以说，创新者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把灵感推向市场的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引进新事物，就得准备承受未来的风险，忍受外界的轻慢。在我为撰写新作《他们制造了美国》（They Made America）所做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受调查者的经验都表明，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并不在头脑，而是在脸皮。脸皮不厚的创新者一定失败，因为倡导变革的人必然要面临一大群尖刻的反对者。雷蒙德·达马迪安（Raymond Damadian）认为核磁共振成像可用于医学诊断，成了“可笑的傻瓜”；西奥多·朱达（Theodore Judah）提出在高峻的内华达山脉修铁路，被称作“疯子朱达”；阿马迪奥·贾尼尼（Amadeo Giannini）想开设服务大众的银行分支，结果成了“冲动的意大利佬”。但后来，他缔造了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在成功实现基因拼接后，因为从事大批量生产人造激素受到学术界非难；但他却带来了合成胰岛素，创办了 Genentech 公司。
新的想法会触动大公司里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的观点是“东西没坏，就不需要修”。新想法成功了，这些官僚主义者自然不会再提他们的预言；但若一开始遭遇挫折 [例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或是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这些人就想表白自己一贯正确。成功的创新者有个惹人恼火的特点：过度。通常，超越常理的想法才能带来好处。为了发电，通用电气董事长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要求制造功率超常的发动机；同样，为了改变航空旅行，泛美航空老板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提出的飞机发动机功率也是前所未闻。假如他们的要求未能实现，在美国几十年来的工业发展进程中就不会有不断降低的电价，美国人也不可能买得起泛美 747 航班飞往欧洲的机票。
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写道：“正确理解业务，坚持下去不动摇，终会成功。”尽管缺乏充份的证据，但毅力似乎比创造力更重要。可以拿两种重要的原材料─石油和橡胶为例。人们对于谁最先想到钻井找油仍有争论，但大家一致认为，1859 年宾夕法尼亚州蒂图斯维尔著名富矿区的发现，完全要归功于埃德温·德雷克（Edwin Drake）的不懈努力，在所有精明的投资人已经放弃的情况下，他仍然执著；1838 年，一位不识字的青年纳萨尼尔·海沃德（Nathaniel Hayward）已经摸到了利用天然橡胶的门径，却和别人一样放弃了。是查尔斯·固特异（Charles Goodyear）沿著海沃德的思路，最终取得成功。为此，他负债累累，一生多次进出监狱，还为硫化橡胶牺牲了家庭。
由借鉴和结合产生的创新，要多于出自单纯发明的创新。亨利·福特（Henry Ford）说：“我没发明任何新东西，只是把他人几百年来的发明组装成了汽车。”这话听来好懂，但却强调了另一种比创造力更重要的品质─想象力，一种洞察事物间相互关联性的能力。创办第一家信用机构的并不是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但他融合了早期的理念，创办了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Weight Watchers 公司的减肥食品并不是琼·奈德奇（Jean Nidetch）发明的，她借用了嗜酒者互戒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互助技巧，让这些食品具备了减肥效果；鲁思·汉德勒（Ruth Handler）制作了芭比娃娃，原型依据一个叫“莉莉”的德国产性玩偶，可她还提供各式各样的服饰，把原本不动的娃娃变成了各种角色的模特。而这个点子本身也是从纸板游戏里偷来的。毕加索说：“优秀的艺术家靠借；伟大的艺术?铱客怠！币残碚饣八彩翘吹陌桑?
创新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美国包容、平等的社会风气中成长。看看美国历次经济大变革的主要缔造者都是哪些人，你会感到特别吃惊。他们当中有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哈佛大学教授、海员、水果批发商、毒贩子、美发师、小商贩、广告员、磨房主、奴隶不识字的女儿、60 年代旧金山街头的暴乱分子、海滩出租车司机、女裁缝、钢琴销售员、发电厂的领班、二战末在战舰上无所事事的美海军士兵、花花公子、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小职员……当然，还有两位自行车技工（指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译注）。
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有句愤世名言：“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著罪恶”。有人认为这话千真万确，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为了财富，牺牲家庭、背叛伙伴的事情不算罕见。前者有固特异、爱迪生，后者的典型有艾萨克·辛格（Isaac Singer）、山姆 科尔特（Sam Colt）和科利斯·波特·亨廷顿（Collis Potter Huntington）。但改变历史的创新者多具备一种救赎的品德，人数之多，令人惊讶。他们想改善我们的生活，想把从前上层社会才能享受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所有人。他们做到了：贾尼尼开设分行服务于平民，福特生产 T 型汽车，乔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发明了照相技术。年轻的软件天才加里·基尔多尔（Gary Kildall）和工程师肯·奥尔森（Ken Olsen）扩展了电脑用户，电脑不再由少数精英独享。皮埃尔·奥米迪亚尔（Pierre Omidyar）在 eBay 网上创建了民主的供需关系。在里诺（Reno），雷蒙德·史密斯（Raymond Smith）把赌场从烟雾缭绕、全是男人的昏暗房间改造成了公共娱乐场所，预示著拉斯韦加斯的崛起。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浪漫的臆想，那些大众化的推行者不过是为了争取高利润才去迎合普通人。当然，这些人服务大众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受穷，但根据我对这些创新人士生平的研究，他们的动机并不总是赚钱。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服务全人类，才是莫尔斯、韦尔、塔潘、朱达、奥尔森和马萨·马蒂尔达·哈泼（Martha Matilda Harper，美容店的开创者）等人的最终愿望。贾尼尼根本不看重财富，他说：“没人拥有财富；而是财富拥有了人”。一向务实的福特坚信：“凡事先想到钱而不是工作，只会让你充满忧虑，成功无门。”
我把创新者称为大众化的推行者，他们有利他精神，但无疑也掺杂了虚荣心，还渴望成为受赞美的施恩者，渴望得到同行的认同。有这种混杂的想法并不是错。不过，美国人创新的巨大热情主要来自共和体制固有的大众化本能，而不是“强盗资本家”式的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