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说，书中收有22篇文章，都可以在作者的个人网站上读到
格拉德威尔的著述带有哲学的性质：提出的是如何认识世界和认识人本身等基本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区分出不同的范畴。比如为什么有些大艺术家大器晚成而另外一些早早声名鹊起？这是因为艺术家有概念型和实验型两种类型，后者就会大器晚成。为什么情报部门很难在“9·11”这类事件发生之前得到准确的信息？因为疑难有谜题和迷惑两种，“9·11”等是后者，它没有简单的事实性答案，需要对不确定性的判断和评估，难在信息太多而不是信息太少。
在流行的观念中，天才总是跟早熟联系在一起。我们往往以为，真正创造性的东西需要年轻人的活力和精力。奥森·威尔斯25岁时完成了他的杰作《公民凯恩》，梅尔维尔32岁时完成了《白鲸》。莫扎特21岁时写出了第9钢琴协奏曲。对一些创作形式来说，像诗歌，早熟的重要性已经成了一条铁律。艾略特写出《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我变老了……我变老了……”）时多大？23岁。
几年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戴维·加伦逊决定研究这一假定是否正确。他搜集了1980年以来出版的47部主要的诗集，统计出现次数最多的诗。被广泛收入的11首诗有的是诗人写于20多岁，但也有一些是写于四五十岁。加伦逊总结说，没有证据表明写诗是年轻人的游戏。有些诗人在开始写作时写出了他们的最佳作品，有一些是几十年后写出最佳作品。弗罗斯特42%的作品写于50岁之后。电影也一样，有25岁拍出《公民凯恩》的奥森·威尔斯，也有在54岁到61岁之间拍出《惊魂记》等电影的希区柯克。马克·吐温在49岁时才出版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本·方丹花了很长时间才成为一名作家，为了搜集资料，他去了30次海地。但像毕加索那样的奇才，很少做这种研究。他们是概念型的，他们一开始就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然后去执行。而大器晚成型往往是按另外一种方式创作，他们的方法是实验性的，他们的目标不明确，所以他们的程序是试探性、积累性的。“目标不明确意味着这些艺术家难得感觉他们成功了，他们不断重复自己，同样的东西画很多次，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画法。一件又一件地画，没有一个比另一个好。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学习比完成一幅画更重要。实验性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逐渐提高技巧，在很长的时间内改进他们的作品。这类艺术家是完美主义者，会因为没有能力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感到受挫。”
马克·吐温与此很类似。他开始创作一部小说时有一个结构上的计划，但不久就发现这个计划有问题，他就用一个新的布局来克服这一问题，重写已经写好的部分，写着写着一些新的缺陷又迫使他再次重复这一过程。他花了近10年时间才完成《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19岁开始写《啥都瞭了》的作家乔纳森·萨福兰·弗尔说，他从不辛勤地磨炼技艺，“原创性的技艺岂是能够学到的？”他的小说写的是一个美国犹太小伙子前往乌克兰寻根，结果揭开了一个小村落崛起乃至完全灭绝的历史。而他只去过一次乌克兰。
创作者分概念型和实验型两种类型，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区分。比如，有时我们认为有些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动手晚，他们直到50岁才意识到他们自己擅长什么，所以他们很晚才取得成就。这并不正确，有些画家像毕加索一样，很早就开始画画。
我们有时还认为有些艺术家是后来才被人们发现，或者世人只是慢慢才开始赏识他们的才华。这两种情况都是假定，早熟者和大器晚成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器晚成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才没有及时被市场认可。加伦逊则认为，有些人大器晚成是因为他们直到职业生涯的晚期才登峰造极，这类人在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要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大器晚成者像是失败者：在他多年间反复修改自己的东西时，他的作品跟那些永远不会成功的艺术家没什么两样。早熟者轻易就能成功。他们一开始就展现了他们的天分，大器晚成者则比较艰难，他们需要宽容和盲目的信心。“每当我们发现一位大器晚成者，我们就会忍不住想，还有多少跟他一样的人被我们给扼杀了，因为我们过早地断定他们没有天分。但我们也不得不说对此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没法知道哪个失败者最后会成功。”
在科学领域，大器晚成类型的人越来越多。杰夫·科尔文在《哪来的天才？》一书中说，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的本杰明·琼斯对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分析，当他确定这些人在获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时，他发现在过去100年里，这个年龄提高了6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年龄大的获奖者拉高了平均年龄，而是那些最年轻的获奖者推高了平均年龄。爱因斯坦因为他在26岁的研究成果而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保罗·迪拉克也是因为他在26岁时的工作而赢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1900年，物理学家从23岁就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做出积极贡献，到了1999年，这个年龄已增长到31岁，因为他们现在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出非凡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