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卷首这样描绘他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时光荏苒，我们跨越工业革命的喧嚣，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我们发现：每天当我们打开微博，无数条一百四字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登陆新闻首页，全世界的新闻让我们眼花缭乱；电视屏幕上，各式各样的电视剧、娱乐节目、广告充斥着荧屏，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我们每天都要接受很多消息，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退出微博，关掉网络，锁上电视，抛开手机，却发现大脑空空如也。也许今天伊拉克又爆发了恐怖事件，股市价格下跌，电影明星又拍摄新的电影，但将思绪从中抽离，我们惊愕地发现，这些讯息似乎与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像一位位看客，将信息接受后，没有过滤，又将它们匆匆地抛弃。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似乎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发出了同样的隐忧。他认为在他身处的八十年代的美国，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甚至讽刺道：这是一个躲猫猫的世界。如果我们对娱乐时代放松警惕，我们很可能步入英国作家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不言而喻，人类一直在创造文明。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发明了蒸汽机，创造了汽车，缔造了网络世界。每一次的革新，我们的生活方式总会以惊人的方式向前迈进。当电视时代过去，我们又迎来了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消息要经历好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到普通民众的手中。现在，我们可以触动手中的屏幕随时随刻检索世界各地的新闻。铺天盖地的新闻像惊涛巨浪般席卷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仅要接触数目巨大的信息，而且改变了面对信息的态度：
我们从消息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了消息的评判者，甚至成为了事件的参与者。每当中国发生了新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与全世界的网友分享自己的观点，甚至通过网民的力量让被曝光的工厂倒闭，让普通人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时代在不经意间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权利的背后，必然要让我们背负更沉重的代价。娱乐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是我们的生活可能被娱乐所主宰。大屏幕的存在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欢声笑语，也可以成为束缚我们，让我们在钢筋水泥构建的森林迷失自己的方向。网络时代的信息方便快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灵活自由。但抛去这些特点，每个公民所能接受、理解的信息量仍然有限，无数的知识在大部分时间仍然以碎片化的形式匆匆而过。我们改革了消息的传播方式，却并没有提升过滤、理解、归纳、运用信息的能力。当消息的数量超过了我们所能承收的阈值，被消息所娱乐的危机便随之而来。
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阅读数量和阅读水平在不经意间下降。深度阅读成为了一种渴望。根据刚刚出炉的中国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阅读图书4.77本。但是人均观看电视、电影的时间却并没有减少。电视、电影、网络并不是造成国民阅读匮乏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们在很多时间内的确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结尾表示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要借助教育才可能改变这一现状。尽管前途漫漫，但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观念，娱乐至死的现状才可能有所改观。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重新拾起布满灰尘的书本，多一些理性的思索，我们走向“智慧的年代”的脚步将更加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