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不仔细，我认为总结起来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媒介即隐喻，认识。
我们接触的媒体塑造了我们的认知方式，书本阅读倾向于抽象逻辑和想象力的培养，而电视媒体则是感情形象的塑造，散乱信息的灌输和娱乐精神的发扬光大。
新技术的发明带来人类认知方法的颠覆，电视正在影响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让人类变得越来越肤浅和庸俗，不能引发人类深层次的批判性思考。图像性的认知让人变得庸俗，有知识的人为了传播知识不得不借助这种庸俗的手段，但只会使整个社会更加庸俗，人类更加肤浅。从而走向了一个恶性循环。
细细思考，我的思维方式确实也受图像影响颇深。例如，说到“爱因斯坦”我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头发像茅草一样的老头而不是他的相对论或反核宣言。媒介确实是认知。
但是我也比较庆幸一点，就是我不喜欢看电视或者电影。
理由和作者一样：对一个事物的既成图像扼杀了我的想象力。我很难对一个人物的图像进行想象力的再创造，但是对文字则简单的多。我喜欢通过阅读自己去构建文本中的世界。
其次，我是学传媒的，深知电视是如何做出来的。“看到的绝对不是事实。”每一则新闻报道都有自己的导向性，要看清楚新闻本质想传播或者诱导观众的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镜头绝对是魔法师的好道具，是骗人的好把戏。
新闻播出后，绝对不会留时间给你思考，甜美的播音员只会说：“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但是没有经过处理的信息已经进入我们的大脑，放在记忆中久而久之，我们或许就会把它当成真理。现在我们进入的是一个“轻信时代”。信息太杂太乱太零散，还充斥着无数假消息，真理慢慢被人类抛弃。
正如作者所说：“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文章中虽然痛批了电报、报纸、电视和电脑，但是我却不完全赞同作者观点。
信息需要传播，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品味层次都不一样，需要大量的信息去满足人类需求。可惜现在的媒体人很难做到客观公正传播，可惜的是现在的观众很少有一颗有批判性思考的大脑。这个不是技术的错，错的是传播源和接受者。
广告不是告诉人们产品性能，让人们去思考。而是着力于发现人们的需求，或者是创造需求；而商业广告与身俱来的商业性，必然会采取一些图像音乐和文字手段，渲染情绪，刺激潜在购买者的欲望。
电脑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互联网就是一个巨型的图书馆，只可惜图书质量没保证。而我们需要做的是甄别和挑选。这个又是个人能力问题。
即使现在进入娱乐时代，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无可救药。始终有一批掌舵人在暸望前方，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人类社会的这条大船。一个社会真正无药可救的时候，是社会中保卫人类精神文明，继承人类优秀思考传统的精英阶层没落，或者被集体暴政推翻的时候。例如文革，例如犹太人被大屠杀⋯⋯
作者感慨的可能是这个时代真正在思考和阅读的人的比例已经比美国刚建国的时候的比例下降了很多。但是这并不影响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例如美国现在依旧是精英治国。所谓民主政治被几个财团操纵，百姓参与高层政治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这也并不影响它成为世界霸主的地位。
因为人各司其职，我们并不需要普通百姓有思考能力，用娱乐麻痹他们的头脑可能更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娱乐至死，也许正式统治者喜闻乐见的。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第二篇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摘抄：
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说，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由此，一个平头百姓或一名身价过亿的名主持其内在品德是否“诚恳”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看”上去是否“诚恳”？
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老大哥”系《一九八四年》中的独裁者。——译注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我 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 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 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 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一种重要的新 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 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 的内容。
也有人提出,虽然电视削 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它会让人们反对越南战争或种族 歧视。对于这些好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在奥托瓦的 第一次辩论中,道格拉斯以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来回答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的朋友们,” 他说,“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沉默比掌声更得体,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评判力、理解力和良知来听我的演讲,而不是用你们的激情或热情。
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 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
如果想想那些 近年成为公众人物的总统、牧师、律师和科学家,你也许会意识到现在的情况有多么不 同。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 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 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 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电 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用路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带给我们的是支离 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 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例如,书籍就是收集、 细察和组织分析信息观点的绝好容器。写书、读书、讨论书的内容、判断书的价值(包 括书的版面安排),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 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
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 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 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在大自然里没有“人”或“树”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 不存在如此简单的分类,有的只是变化多端和形形色色。照片记录的是这些形形色色中 的特例,而语言的作用则是使它们变得更加容易理解。
苏珊·桑塔格说 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 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当然,语言就是用来 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
现 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 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 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 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 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 “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 /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 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 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 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 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 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 相越来越远。
上帝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而斯瓦加特一直在那里,你可 以看得见他,你可以敬仰他、膜拜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成为电视明星
犹太人的上帝存在于文字中，或者通过文字而存在，这需要人们进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思考一下摩西的训诫对我们也许是有益的。即使这些推想有不妥之处，我仍然认为它是明智而中肯的。我相信，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
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所以，钟表不懈的滴答声代表的是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日渐削弱，虽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其中的关联。也就是说，钟表的发明引入了一种人和上帝之间进行对话的新形式，而上帝似乎是输家。也许摩西的“十诫”中还应该再加上一诫：你不可制作任何代表时间的机械。
因为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这样的愿望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我们经常会想到萧伯纳第一次看见百老汇和四十二大街上夜间闪烁的霓虹灯时发表的精彩评论。他说，如果你不识字，这些灯光无疑是美丽的。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是难得的视觉愉悦，每天你都能看见成千上万个图像。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
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