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1823年票号元年开始讲起，一直到当下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浪潮，前后近两百年的历史，资料详实，文字读起来也很欢，是本好书。此次阅读主要是看近代的金融史部分，1949之后的内容并未细看，还留待日后重读。
说到中国民间金融的滥觞与发展，山西平遥就是一个不可跨域之地。2月还去了趟平遥，与四年前相比，这次体会更加深刻。平遥古城内的票号钱庄镖局等等，都是谈及中国民间金融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影像。此外，我对票号的顶身股与银股的设置也非常感兴趣，主要是受到学术研究的影响。平遥不大，但值得多去几次。
作者认为，金融无论怎样发展，趋势都是想把钱“变轻”。1823年平遥有了日升昌，是为中国票号元年。票号的产生，意味着生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一张银票就能到各地取现。这使得以同兴公为代表的镖局日渐衰落。这种更替也是钱变轻的写照，无疑是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必然选择。同兴公在平遥南大街，日升昌在西大街，如作者所言，历史在这里轻巧地转了个弯。不过，票号在进入民国以后也未能抓住转型的机遇，而相比上海宁波等东部沿海城市的金融发展，处于内陆的山西票号更愈加显现其劣势。
世道使然，也没什么可惋惜的，有历史的地方，连日落也貌似壮观一些。如作者所言，就当代发展来看，能够有一个古城，有一段可称道的商业史，这就能很好地发展旅游业，对于在其他行业并不占优势的山西中南部而言，这无疑是当地人维持生计的一笔巨大财富。
根据本书的叙述，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实际上与传统儒道佛的关系甚是紧密。一方面，尽管儒家思想体系下常常得出重农抑商的结论，然而也正是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使得商人的三观未走歪路，商业常常在这样的正能量中绝处逢生。另一方面，由于佛教鼎盛，香火钱常常使得寺庙的闲钱过多，和尚方丈都千方百计地想着如何活用这一笔巨款，所以导致在这个敬神拜佛之地，居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存款、借款和典当于一身的半官方金融机构。其实这并不稀奇，想想西方的教廷、教堂、教会，情况也差不多，只不过西方的情况渐渐催生出各式各样的基金或财团，我们的寺庙却没有在金融业的后续发展中表现出什么比较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