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千马《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笔记
这几年中国金融界最火热的事情，或许是来自互联网金融业的凸起——从因为地产行业低迷引发的借贷、集资链条崩溃，一直到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的余额宝引发互联网金融公司连锁反应，并导致传统金融业对新型金融企业的围堵，中央政府给阿里巴巴集团等互联网金融公司颁发牌照……直至2015年1月8日，李克强总理在由腾讯公司主导的民间金融企业微众银行按下第一笔网络贷款，可算是中央政府对民间金融的一些正面支持。银行业一直在国人的心里，那是高大上的行业，是一种集合垄断、信用、高利润、传统线下业务以及信贷不便利的庞大怪物。这个怪物因为躯体庞大、内部结构、服务意识日趋板结，活性不足，在一个传统的、封闭性的前互联网世界里，它的生命不是来自服务，而是国家支撑、掌控的金融管理和服务需要。如今互联网商业的兴起，以共享、缩短主客户关系、以服务客户大方向为精神的互联网金融的也伴随着兴起，事实上这些金融业已经存在，但需要国家对此进行牌照和监控管理而已。《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是非常及时的民间金融历史普及材料，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这本书的一些所潜在导向。
正如《盘活》所言及，“本书着眼于中国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百年历史风云，梳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的‘南三北四’，直至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从中挖掘出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赞颂他们在谋利的同时，坚守新余、积极服务民众、扶持实体经济、力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并联手对抗外来金融霸权的壮举。”同时，面对民间金融发展中的“非理性”因子及发展环境中的一些合理因素进行梳理分析，王千马是想提供民众一部从历史的大熔炉中分拣出中国民间金融的金融百年发展历史，为当下社会所面临这种新金融方式的存在进行文化普，为当代的互联网金融寻找本身的存在的合法性和管理、监控的方向。
面对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历史，王千马总结出两个词语——“权重”与“钱轻”。在此，有必要对这一组词语进行分析：一方面，历来政府掌握着全国的货币发行权，不管是以金属本位的货币时代，还是以国家信誉发行的纸币时代，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而民间对“钱轻”的追求来自货币的携带和结算方便，二者存在潜在的货币所有权争执。一方面，基于货币发行所有权基础上的全国金融管理，政府继续传统文化中的家长模式，主要是管理机制的僵化和服务意识降低而形成官僚化，而民间基于现实群众对货币需要和政府主导金融的弊端，创造出更加灵活的金融服务。《盘活》在梳理中国民间金融历史中，存在着非常重的控诉味道，也就是说，整体上都是政府的权重，是民间金融不能更好的获得发展获得更好的服务社会民众——以服务民众，因此获得道义，以这种道义转而控诉政府管理的权重。这种外在的诉求，既揭露了社会真实问题，同时也存在有意隐没自身利益的用意——以所谓的自由、服务大众获得道义支持。
《盘活》在梳理中国民间金融中，从唐宋的飞钱交子一直到清朝的镖局、钱庄、十三行、民国时期的一些私人银行的兴衰，抬出了非常热门的所谓中国式商业文化——儒商——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是点到了中国商业（在此特别说到民间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经常受到官府的没收、剥夺。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会了解到中国历来存在抑制商业的文化，这跟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节制欲望的人民教育的倡导有关系。再者，基于现实，中国幅员广阔，百姓众多，一贯以农耕来支撑国家的生计；商业的存在，有诱人趋于交通利益，使社会趋利，放纵欲望，纵使百姓不能安心就农。基于中国遇上的事实，中国的商业发展本身就不存在自身文化，它只是附着在儒家文化而已。从某方面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存在着政府对群众的财物具有支配权，也因此清楚中国一直以来就忽视物权、财权——这种文化影响到了现在社会意识。
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商人”这个以职业为身份最后演化为，只有商业不懂“人”的德性的文化。商人的德性就是趋于利益，这是职业者的操行。所谓“饮食男女，性也”，“性”不是现在我们已经简单化的男女之间的性爱性欲，而是本性、本质。也就是说，物质追求是保存人类物种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基础，反过来则是，物质消费，趋利趋于欲望消费，这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是一种基本的欲望。但是，恰恰在但是——动物也如此！古人在说饮食男女时，只是说了基本存在的事实，重点是在“应该”，而这个“应该”就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物欲的节制，对资源的节用。“儒商”在中国的商业文化中被提出来，就是依附在儒家文化至上对以经商为业者的道德约束——这是一种文化环境逼迫，从商者在社会的道德失重现象中的一种自我形象的塑造。
在“权重”与“钱轻”的背后，我们是否有必要弄清楚一个事实：民间金融业的发展，目的是利益，是一种商业行为。政府与民间金融，都在处理“权重”和“钱轻”的问题——这里是基于利益的基础上，如何管控金融以及如何提高金融服务。《盘活》更倾向于民间金融的催发因素和发展环境，则呼吁改善民间金融发展环境。不可否定，他也在叙述的过程中，掺杂了一些儒商，对国家服务的金融行业人物——需要弄清楚这些存在，一方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在其中，一方面确实与政府谋利（为了获得政府的保证，或者是迫于利益问题，或者是为了利益问题，而与政府博弈，这本身就是一种政商利益交易）。这些外在诉求的梳理，故意忽视事件的核心问题“利益”，强调民间金融对社会服务意识和“儒商”，强调了政府管理的“道德”（存在以“道德”和“法制”混淆）。
所以，在《盘活》中，只有对民间金融的发展环境和管理和一些常谈式的建议——任何一个社会公知都可以侃侃而谈。在提出这些建议的时，作者忽视了政府和民间金融的“利益”——前者基于国家和人民的福祉，后者基于平等、开放、自由的服务百姓的生活需要，二者在这里产生了冲突，但都是二则本身形式权力和呼吁的合理性伦理诉求。而且，以上情形，容易引发二元对抗：政府监管机构担心民间金融地发展，其非理性因素引发社会动乱；民间金融则对政府监管机构对金融的垄断，掐死了金融系统的创新服务。在此，我们必须正视国家金融和民间金融二者是基于利益的这个本质性问题，二者对抗的伦理基础是来自国家意识和个人对平等自由追求财富的欲望。二者的冲突，在古代传统的中国，是以具有节制的文化来教育国家百姓，所以我们可以看待儒商文化的存在——儒商。这就必然与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张扬的以满足人欲为根本的文化，有所不同。
“儒”是一种定语！如果，王千马将“儒商”作为中国未来的商业文化，不能仅仅停留于社会人的社会责任这个层次上——因为那是“人”之所以作为“人”的存在的必然条件。当我们在呼吁政府改变社会文化的生态环境的时候，当我们将“儒商”提出来作为中国商业的文化的时候，“儒”文化所携有的关于“人”的欲望的规训之精神，训练之术，都不应该丢弃吧？
在此，如果不嫌烦的话，有必要重申“商人”是“从事商业”的“人”，所以商人具有二重性——基于商业的德性，其必然趋利，但基于人，其则应该持守“人”的德性。
总而言之，《盘活》的民间金融百年历史梳理，我们读到了政府与群众的金融创业二者博弈，二者背后的利益驱动、诉求。如果说，读了这本书还有一些遗憾的话，那就是整本书在言及金融行业（也包括其他商业）的从业者，以及同情者们，他们更多还是一种外来的诉求，缺乏内在的真实的塑造。当然，皇帝臣子、后宫三十六院、现代职场、家庭的婆媳生活，这些影视的中国市场永远都有，因为导演、编剧、管理审核者、观赏者都陷入互相的恶趣味和互相的想象之中，犹如佛家文化的业，灯灯相传不洗，六道轮回不已。
2015/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