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看电视的时候蜷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在各个台里乱窜，每个节目看个几分钟就播下一个台。我还有个习惯，就是刷各种网站，想浏览各种有趣的东西，但又不知道最初自己想浏览的到底是什么。这两个习惯至今未改，而且让我变得越来越焦躁，因为在不知不觉间，几个小时就随风而逝了，然后我发现自己没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在脑子受到了严重辐射嗡嗡响之后再看尼尔波茨曼的神作，对一句话感到深深赞同：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
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预言着1984年独裁者监视下的世界。现在，距1984年已经过去了若干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臣民并未活在老大哥监视之下的时候，美国人不禁洋洋自得：我们幸免于难了。
但是，他们真的自由了吗？当奥威尔警告人们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人的自身也会奴役他们自己。像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预言的，让人们失去自由的并不是“老大哥”，而是那些人类所崇拜的让他们失去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也就是说：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说句实话，这句话不只适用于美帝，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
《媒介即隐喻》一章里，波茨曼说到了拉斯维加斯城：“作为我们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的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种族。”他说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想想我们，许多景点，对风光只字不提，只拿风流野史来招揽游客；许多展览，展品成了附属品，活色生香的模特才是相机驻足的地方；就这样在娱乐中麻醉自己，想想其实很无聊，但大家都很无聊，我也很无聊，这种无聊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东西，成了社会定律。
波茨曼还提到了心理学家鲁斯.威斯西马。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和一个夜总会节目，着这些节目里，她向听众们介绍有关性事的林林总总，所有的语言在过去只能是我是和某些阴暗的街角里专用的。这位心理学家之后说明了一点：能够取悦于人，真好。确实，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我们不也是如此吗？那些在银幕上最活跃的，往往不是演技最好的，而是美丽的花瓶，男花瓶和女花瓶们露出美丽的微笑来取悦观众，制造着绯闻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需要茶余饭后的谈资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再说文化。语言产生文化，而媒介会对文化进行再创造。而我们的文化，就在这样的自娱自乐中不生不息的生长着。这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没人会说电视是坏东西，我也不否认有很多节目很有价值和教育意义，虽然这样种类的节目数量远少于纯娱乐性质的节目。至少，在我的观察里，电视是中老年妇女打发晚间时光最棒的消遣。有时候她们即使不看某一个节目，也会让电视开着，让它放出声音，即使那个盒子里放出的是无能而荒唐的话语。因为她们觉着，那个时候就应该打开电视。任何事，一旦养成习惯，就会在日常行为中根深蒂固。
这个四四方方的盒子还割裂了我们的思维。因为在电视上，几乎每隔半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和背景上和上一个或下一个节目毫无关系。我们在观看节目的时候，已经无意识的成为了一部机器，自动跟随电视声音调整脑频率的机器。而当我们习惯这种连贯性的时候，连自相矛盾也不再存在了，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独立存在的，关联词便变成了无效的词汇，奥威尔预言的那种以自相矛盾为特点的Newspeak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娱乐之后的麻木不仁。赫胥黎认为，西方民主社会将会莺歌燕舞、醉生梦死的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虽然他说的是西方社会，但在本性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从商朝的酒池肉林看到如今电视上的美色至上，我们离消亡有多远？不过，我也承认，流连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确是快乐的，让人忘却一切的幸福着，虽然不知道这幸福能持续多久。
在娱乐至死的年头，政治也变得娱乐化了。美国的政客们用精致的化妆术打点自己，喊着口号，为自己拉选票。看看美帝最近几年总统的长相，很难想象，如果林肯生在电视时代，还能不能获得如此多的支持。反过来想，虽然我们国家的领导是现成的，不用国民费心选，但他们至少也会抹上发胶，穿的西装革履，把自己打扮的仪表堂堂。全世界的政客都有一个共通点：在电视上，他们给观众的不是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也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那么，文化会枯萎吗？如果会的话，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还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想，在这个因为大笑而体力衰竭的世界文化体系中，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