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的质问仿佛地震一般，震动着学术界，震动着陶醉于电子迷梦中的芸芸众生。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麦克卢汉那和披头士、猫王一样响亮的名气，很大程度是电视给予的。麦氏频繁地参加访谈节目，在电视上抛头露脸，俨然大众娱乐明星，而非学术泰斗。你简直难以想象，他说过“电视是可怕的毒品，它传遍神经系统，尤其渗透进青少年的神经系统”这样的话。
相比之下，麦克卢汉的思想继承人，《娱乐至死》的作者，更加无情地剖析电视的传播结构和阴暗面的波兹曼则清高多了。他不用打字机和电脑，25本著作以所有的论文全部用钢笔手写。因为他害怕打字机和电脑会侵袭自己的文化素养。不过，波兹曼再清高，也不可能对电子媒介保持绝对的距离。他不可能步行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不可能在烛光下奋笔疾书。事实上，波兹曼并不偏激地排斥电子媒介。他在《娱乐至死》中承认，他对这些垃圾（电视节目）的喜爱不亚于任何一个人。
这并非偶然而零星的个案。媒介革命之际，总会有这样一群抱着抗拒态度的人。因为媒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他们的话语权。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为了更为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不得不借用自己攻击的媒介来表达这种攻击。在1494年，德国美茵茨附近的斯波恩海姆修道院有一位修士，叫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他出版《抄书人礼赞》，旨在捍卫修道院制作手抄本的传统，迎接印刷机的挑战。然而，为了把书送到达尽可能多的读者手中，以求最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他的书却是由印刷机印制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而对新媒介发起攻击。波兹曼几乎在自己的每本以电子媒介为主题的书中，都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并不是要痛骂电视，而是要分析电视的传播结构。只不过自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电视的阴暗面罢了。大多数媒介环境学家都认为，每一种媒介都是利弊皆有的馈赠。印刷机是思想的炸药包，造就了18世纪这个思想争鸣的时代，但它把阅读变成个人的事情，破坏了口语传播那种诗意的具有凝聚力的社区环境；电报、电视和计算机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但它们同时让信息委琐化、杂乱无章，对传统和文化发起了可怕的攻击，使人生活在一个技术垄断的社会里。因此，大多数媒介环境学家都提倡媒介平衡，即技术和文化处于平衡共处的状态。让技术发展在更好地服务于物质生活的同时，不破坏人类的心灵家园。
但是，这不过是诗人和学者的白日梦。平衡对一种技术的使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逻辑思维的理性结果。但生活在快节奏社会中的人，大多数日常行动都是靠无意识活动指引的。没有多少人会在开小汽车之前想，当我不那么急迫时，我是否应该丢下汽车，而改为步行，以维持锻炼；一个几乎几乎每天都用打字机，而不是钢笔的人，很难突然心血来潮，用钢笔写一篇2000字的日记；许多人有时并没有急事联他人，但依旧习惯性地开着QQ，而把电话扔在一边。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速度，便不可能慢下来，哪怕在你不那么紧迫的时候。一个开小汽车的人不会因为行动更为方便而变得感谢上帝的恩赐，变得更有耐性，而只会在密集的红灯路口不断的拍着方向盘骂娘。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前行轨迹是不可逆转的。马克思认为，历史自有其议程，正在把我们引向必须去的地方，并不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印刷机、电报、电视、电脑的出现都不是古登堡们一时异想天开的结果。而是各种因素的综合积累和作用。事实上，古登堡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印刷机的出现会使圣经从庄严的教会渗入到家庭的餐桌。使《圣经》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读，并对教会的权威发起冲击。每种新媒介的力量都是如此之大，它们不断地蚕食旧媒介的领地，使得扭转局势成为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旧媒介没有完全地被消灭，在教室、大会堂，我们依旧需要口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只是，旧媒介不断地挤到边缘的地位，任由新媒介充当改造世界的急先锋。当电脑、电视在千家万户登堂入室，书籍的力量已经日渐式微。也许你会发现，书籍的印刷并没有随着新媒介成为主流而急速下降。但是，你看到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大多不过是一种静止的电视和网页。是的，《政府论》、《战争与和平》都不可能洛阳纸贵。占据书店战略位置的是那样一种书，它的内容不是基于作者思想的表达，而是市场调查的结果，装帧、印刷更是力图用最短的时间让你失去理性的思考。总之，最畅销的书通常都是研究透你每一根神经后的产物。
麦克卢汉上电视，特里特米乌斯印刷《抄书人礼赞》，都不过是旧媒介的苟延残喘。每一种新媒介出生后，不可避免地都是一统天下，渗入人类的思想灵魂。我也哀叹电子媒介对文化和智力的侵蚀，但电子媒介在未来只会越来越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