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编辑寄来的《瞬间的资本智慧－唐晓康教你实现人生三大自由》，沉甸甸一大本，很有料的感觉。其封面是灰色的，多少有点压抑感，就像刚刚竣工的住宅楼，灰色的楼体兀自矗立在空中，不知道将来它要加装什么颜色的外墙涂料。
顾名思义，本书应当是谈论有关资本运作或投资智慧的，但通读完之后，我又觉得，准确地说，资本运作或投资的智慧只是其核心，并非全部。在作者人生经历的几个阶段中，投资理财是浓重的一笔，其他各段各有侧重，作者正是按照这一思路设置写作框架的。既有走麦城，也有过关斩将；既有大悲，又有大喜。既有爱情、亲情、友情，又有被朋友抛弃的伤心无奈。一读之下，还算流畅，毕竟是作者亲历亲为的事情，写起来自然驾轻就熟，能把一本自吹自擂的书写到16开的300页，说明作者也不是一个凡人。呵呵！
史料
第一章用了倒叙的手法为其“瞬间的资本智慧”开了篇，紧接着笔峰一转，开始用第二章和第三章30页的篇幅讲自己在部队当秘书的经历。我曾经在政府办公室当过秘书，上岗之后领导培训的核心之一是“市长写错了字也不要改”。而唐晓康得到的秘籍是“领导说北风吹，你就说北风呼呼地吹”（P33）。异曲同工，主要是保住领导的颜面，不要违背了领导的意思，不要让领导不高兴。尽管中国已经没有了皇帝，但伺候主子的意识已经化成了基因，代代遗传，虽然他们传授的经验的确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在现实中也非常实际，却让我感觉他们是在把我培训成“太监”，而且是个没有良心的“太监”。领导马上掉到坑里了，我讲不讲？
国共战争的胜方主政，外行领导内行，文盲管着知识分子，法盲管着法官，流氓管着慈善，这是新中国官僚制度的一大特色。虽然现在干部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大都是有文凭的文盲，而且是现代的文盲、流氓和法盲。所以，作者在第39页和第40页出现的几段文字让我有了意外收获。
作者称杨以山为开国少将，他是从小参加红军的人。他自己告诉作者参加红军前自己做的三件事：一是偷吃地主家的鸡，然后学黄鼠狼叫，误导地主婆的判断；二是在替地主卖柴火时，嫌沉，在地主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抽出一些扔掉，然后回来跟地主说行情不好，钱卖得少；三是红军来了，他悄悄地告诉地主的银圆藏在哪里，红军拿走了地主的银圆，而他也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便跟着红军闹革命了。
纵观这三件事，一个仇恨地主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偷鸡摸狗、偷懒耍滑、端着地主的碗砸地主的锅的文盲，后来成了开国少将，这就是“翻身”，这就是革命的好处。同时，也说明，红军的钱都源于富人。因为红军造不出银圆。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我曾经多年寻找资料，要验证一下当初参加红军的一如毛泽东所说的“地痞流氓”，尽管杨以山算不上地痞流氓，但也算不上什么好孩子，而红军的出现壮了他的胆，让他多了一个选择。
地主原先也都是穷人，好比现在的穷人，办了企业之后成了大款。当然，地主之中也有恶霸，但并非所有地主都是欺压良善之徒，你可以选择不给地主做工，但要做，就要忠人之事。搁现在说，为老板打工的人，却算计老板，出卖老板，属于企业里的“毒药”，老板开除这样的人不会受到群起而攻之，而且大家对此安之若素。（但我想，如果现在出现新的革命队伍，被开除的人照样会领着撬开资本家的保险柜。作恶是需要条件的。）试想，当时是民国政府，正常人家的孩子会选择走“正道”，一如我们现在的考干，他们会加入政府军队或机关，愿意参加连地盘都没有的红军的人可想而知是什么人。据我所知，上面这句话只出现在最早刊登的一稿中，后来被陈独秀删除了（从一开始就政见不和）。流氓地痞确实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陈独秀等人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流氓地痞对革命确实有好处，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有恃无恐，敢杀人放火抢掠，可以做一切泯灭人性的事情，正好可以为革命冲锋陷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人仍然有崇毛的，有反毛的，一如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保皇派大都是社会底层，尽管他们无立锥之地，吃穿住用行都很一般，没有能力致富，仇富，想的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要不就是“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自然把让他们把仇富心理发泄出来的人视为救星。
不讲道德、无视法律的人得了势最可怕。底料是麻袋，无论你如何绣花，它始终成不了锦缎丝绸。最近朋友的女儿定婚，去喝喜酒，酒过几巡，大家又都扯到了政治上。两派人各说各理。只听一位有京剧张飞扮相的人两眼一瞪，说道：必要的时候要不择手段，毕竟我们独立了。我操，难道中国历朝历代就没有独立过？
文革在延续。好在大家不再上街文攻武卫，只是打嘴仗。不过很多中国人的大脑已被格式化，并加装了预警装置，只要有人发动，随时可以分成两派，不管对错，只管相互撕咬。毕竟文革一代还在，毕竟中国人特别擅长搞文革，对待自相残杀特别有战斗力。
雾霾笼罩于天空，而文革萦绕在内心，融化在血液。呵呵！
炒股
总体而言，唐晓康是个有正气的人，他没有溜须拍马，没有投机钻营，但感恩，爱父母妻女，热爱家乡；但他有时又很单纯，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体，比如第八章写他为了防止自己冲动之下出售原始股票，把它们钉在床板下面，借此增加难度，希望自己三思而后行，但还是挡不住小道消息带来的恐惧，慌忙出手，结果卖完之后，股价却像“坐上小火箭”，看见摊上摆着自己钉有圆孔的股票时，悔之莫及；再如第四章和第五章所述，他与朋友共同购买STAQ法人股，结果因为国家要关闭它而自作主张卖掉了共同账户中的所有投资。结果朋友们合力把他告上了法庭，其他9人的所有损失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他仰天长叹：“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死掉？”（P68）更让作者心如刀绞的是，过了一两年，法人股又合法了，而且是全部暴涨。
尽管作者并没有讲过多的细节，但事后看来，这里面还是可以推测一二的。
作者说“在关闭STAQ法人股的前一夜将手中的法人股抛售一空”，（P68）既然你知道要关闭，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因为这个问题肯定探讨了不止一天。既然法人股因非法而关闭，那为什么你还能卖出，怎么还会有人接手呢？是他们傻，还是不知道呢？
你也说共同账户是大家自愿联合，那当初有没有推举一个交易执行人？那有权交易的人是作者还是不是作者？如果作者有权交易，那为什么要让他一人承担？如果作者没有权力交易，那交易账户设没设置交易密码？但作者承认账户不是他的名字，可见至少约定交易人不是他，从作者交易成功来看，他是有交易密码的。那如果无权交易，那他怎么知道交易密码？而负责交易的柜台又怎么不验证交易者的资格就执行了交易？是不是这个人也有责任？第九章，作者与投资合伙人小唐说：“不是你的资金说了算，是我的头脑说了算。账户密码在我这里，由我决定。” 如果像他后来的这般理智，还会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交易吗？
尽管作者强调当初大家都写过“盈亏自负”四个字（P71），但那是在大家同意交易的情况下。如果你不卖，亏的只是自己那一份，其他人也是有苦难言，但你交易了，问题就不同了，这时，他们就把“盈亏自负”可以理解成“因为是你交易的，你造成的亏损，所以亏由你来负”。但如果是盈了，则人人有份。所以，本案的关键是作者有没有权力交易，或者说交易时获得过授权吗？但法院判决的理由却是：“身为银行职工，不能买卖股票”，这就让人不解了，可见并不是因为作者没有交易的权力而获判的，可是，银行职工不能买卖股票是另外一个案由，而且银行并没有起诉作者这一点，法院真有创造力，感觉法院找不到理由，另外找了一个理由，好比现在找不着你别的茬，只好“被嫖娼”，并享受上央视忏悔的优待。我们的执法机关里好多是法盲，这样说不侮辱你们吧？（烟台落马副市长王国群是公安局长出身，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我不学法、不懂法，最终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这么多年，我觉得自己违纪违法，都是从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开始的，再加上不学法，成为了一个法盲。”如果他在任时，有人说他是法盲，他会吃了你。这和流氓小偷被抓起来时说自己是法盲如出一辙。贪官被抓以后都很谦虚。呵呵！）
但事过境迁，而且作者也已经还完了法院判定的负债。再追究还有意义吗？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挽救国有企业，却借助于万恶的资本主义股市来圈钱，要命的是还不好好地学，既在河边站，又不愿意湿衣，自然不是那么好把握。大家都在乱哄哄地赌一把，输赢只好听天由命。而作者无奈地“怪时机”，其实，还是那个问题，领导“摸着石头过河”，合法不合法，关闭不关闭，全在领导的喜好，而当兵的，只能执行，对是领导对，错是领导错。但是，当兵的连错字都不敢改的国度，谁又会怪罪领导呢？
要我说，只好赖法律不健全了。呵呵！
国有银行
唐晓康也是一个聪明人，有悟性，他从一个对股票一无所知的人，逐步成为一个可以参透股市一角的人，并且有了自己的深刻认识，写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不谓不才。如果有机会掌管银行的某种业务，相信也会是一个很好的银行家。但是，大凡有才情之人，都不愿意阿谀奉承，投机钻营，上窜下跳，而是不卑不亢，这种人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然属于另类，一般都吃不开，一般都不会得到重用。而且他生性好读书，自然不会有更多的时间表现自己的“情商”。也正因为他不被重用，他才有机会研究股市和读书。所以，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最后几年却调去清收银行的不良资产，不但是大家不爱干的事情，而且显然还不是一个负责人。即使这样，他也做得小有成绩。比如，在不违规的情况下，透露给欠银行贷款的某位董事长法人股的信息，提供挣钱的路子，又能在他挣钱之后还清银行的贷款。而这笔不良贷款的产生竟然是违反银行规定在酒桌上签订的，不但是在酒桌上签订的，而且贷款人和担保人是同一人，自己给自己担保。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谁为此承担责任，盖因国有银行不是哪个人的，甚至也说不清楚是谁的，所以，才没有哪个人出面起诉，不像跟作者合伙炒股的那些朋友，有着切身的私利。
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质上担任了多年的政策银行之后，除了养活了众多银行世家、子弟兵之外，国有银行还留下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除了剥离出来，成立资产管理公司，能要一点是一点之外，似乎别无良策。而作者的一石二鸟的双赢之计实在是可资借鉴。
与众多国有企业垮台，国企职工下岗，生活艰苦相比，银行轻松地赚着利息差，收不回来了就按不良资产处置，银行员工付出不多，却领取高工资，享受高福利，同样是人，怎么差距就那么大呢。
国有银行，有近钱楼台之便，亦有行政机关之所有恶习，实乃是特色中国之特有。呵呵！
读书
如果是一位贪官，涉险过关，顺利退休之后，他不敢声称自己获得了财务自由，因为这标明他有钱，而且来路不正，但最多可以说自己获得了身体自由，甚至不敢说获得了灵魂自由，因为他们已经不会说真话，也找不到心灵的寄托，如果纪委有一天找到门上，三大自由也会尽失。但唐晓康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自由获得了三大自由：身体自由、灵魂自由和财务自由。自体自由是因为他选择按照政策提前内退（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有可能被认为是吃空饷），就像董永唱的那样：从此再不受那上班的苦。而财务自由是因为自己投资和工资所得，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平心静气地读书、思考，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的自由。
作者说自己“酷爱读书，而且阅读范围非常广泛，”（P178）藏书众多。但我在他的表述中发现了一点：“股息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P191）这句话前半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后半部分。它透露出作者的经济学知识还停留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水平上。其实，劳动价值论是不成立的，试想如果资本家不发挥企业家精神，冒险创立企业，建设厂房，购买设备，银行家和投资人不贷款、投资，工人凭什么创造剩余价值，空有一膀子力气，又有何用？因此，价值的创造不能全归功于工人。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价值都是工人的劳动创造的，那么，股息是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而得到股息的炒股者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如果是工人，你没有在车间里干活，也没有在商店里卖东西，你怎么会有收入？如果资本家，那么你就是在剥削，你剥削的是什么人？还有，在银行里存款的储户才会得到利息，而且这是大多数老百姓的理财方式，那他们付出了什么劳动？储户是不是在剥削银行员工？没有人这样想，可见，合法、合理的投资收入不是剥削。再说了，工人可以选择不去工厂做工，从而不被剥削。那为什么会自愿接受剥削呢？对于有些人来说，不接受剥削，他们的生活就会失去来源，那又怎么看？
再说你的“神经决定价格”论，说明价格的决定是没有一定之规的。只要围绕着成本，上下多少全由市场决定，或者由人的主观心理决定，或由神经紧张不紧张来决定。比如，我最近网购了一本旧书，只要18元，加上运费也不过20多元，一大厚本精装英文书，不谓不便宜，心动了，嘿嘿，收到以后发现是盗版。再退回去，两个邮费也够书钱了，心里苦吧。如果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如果定价过高，那是超额剩余价值。可是我们的国有垄断企业，哪家不是在赚取超额剩余价值？银行也不例外吧？
至于读书，我倒建议作者买一本现在流行的经典经济学教材，入门级的那种，比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头到尾读一遍，或许会有与之前不同的收获？
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呵呵！
价值
作者在《跋》中说：“想要从过往的岁月中打捞出一个真实而不矫饰的‘唐晓康’”（P296），从而让读者“通过文字，来梳理唐晓康的人生过往，来触摸唐晓康的所思所想，来感受唐晓康的起落沉浮”。（P298）作者还自称：“也许，‘唐晓康’这本书，我还远远未读懂，未读透”。同样，我对唐晓康的解读也未必正确，借题发挥的内容也未必全对，唐晓康有唐晓康的感受，我对他的感受自有我的感受。
令人佩服的是，唐晓康能将自我的剖析展示给读者，这需要勇气，也需要很好的文字水平。唐晓康的这本书，是他的历史，断代史，也是他的自传，列传。自司马迁为普通人写传以来，中国人很少有人为普通人写自传，也很少有普通人自己写自传。自传并非帝王将相名流的专利，普通人的自传更有价值，为什么？因为它无意记录历史，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历史，记录了思考，记录了经验。（我曾经认识一位老刑警，他说自己破了很多案子，但因为水平有限，想写却写不出来。因此，他的经验无法传授他人，很是遗憾。）
不管做得对与错，不管是喜与悲，不管是好与坏，记录下来，这就是唐晓康。一旦出版，它就是史料。唐晓康这本书的意义就在这里。与改过千遍万遍的正史相比，我更欣赏这种野史。如果更多的普通人写出自己的人生、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和思考，野史多了，有心之人自然会拼凑出历史的全图。因此，为自己计，为后人计，既然是写史，就当秉笔直书，不负后人。
唐晓康这种书就比历史课本来得真实。因为除了人名外，历史课本大多是假的，甚至是黑白颠倒，因为好多革命者是喊着“历史是胜者写的”造反的。成王败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