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丝毫不怀疑，《娱乐至死》是一本对电视带来不同于以往文字媒体所带的新现象的卓越的批判，对一些人们过度崇拜电视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
但是，本书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波兹曼并没有给出充分的推导过程而得出他所谓的娱乐真的能“至死”，在给出的理由中，一部分是作者以想象和残缺不全的例证来证明的，还有一些则是偏见和指责，忽视人的心理、主动性和商业化现象让所有媒体都成了“娱乐“的载体的现实，以及电视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作用。
新语境和新挑战
波兹曼认为电报和摄影共同构成了电视的前身，但“在这种（电报）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消息“，他由此推测，（电报）造成了失去了语境的信息环境。我认为，不是电视带来的海量信息让语境消失，而是电视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境，而语境也因电视的存在而发展。如果沉浸于从前文字造就的小社区中，无疑会对的这种新语境感到困惑和恐惧，而现代社会则要求我们勇敢接受这种纷繁杂乱的语境信息，并且增长一种新的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因此，单方面指责电视带来的变化实则充满偏见，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这种新环境。
电视的内容无疑转瞬即逝，如果硬要说它是“杂乱无章“，这种主观推测便要通过检验——看观众是如何处理这样的消息：是”知道而已“，还是带上冗长的逻辑推理试图找出意义。用电视传播能力的增加与书籍分析信息的能力相比，就是以寸之长比尺之短。这种比较没有意义。
电视的商业化和线性规律
在《娱乐至死》书中，波兹曼一共提出了四种种娱乐化现象，其中包括，教育娱乐化、新闻娱乐化、政治娱乐化、宗教娱乐化。其实，波兹曼所谓的娱乐化现象，其实是一种电视形态所特有的商业化现象，是商业决定了广告和广告时长，把我们从刚刚的情境中拉出来。
电视的线性播出规律决定了主持人总要说一句“好，现在“的插入语，而把这种播出规律叫做”娱乐“实在风马牛不相及，”好，现在“可以把我们从刚刚的悲剧事件中拉出再播出一条娱乐新闻我们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是因为正是电视的播出模式是线性的和有时间限制的。波兹曼认为的“电视中的悲剧和死亡都是夸大其词，以至于观众无须对这些事情做出反应”则是完全不合实际，请问：一场灾难后的捐款、祈福和共同的悲伤情感难道不是理智的反映？
书籍是理性的代名词？
现在，书籍一定给人传输“理性“是一个重新需要考虑的问题，书籍的商业化出版形式，根据个人喜好的选择，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让人怀疑书籍也和电视一样成为我们“娱乐自己”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这种心理学理论无论在哪种媒体上都同样适用，只不过程度不大一样罢了，“而单纯指责电视给了我们”客户友好型“的内容是不对的。
理性时代还在吗？
波兹曼在书中单列出两个章节怀念所谓的“理性时代“：”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他怀念那种长达七个小时的演讲和辩论，文字和书籍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环境。就像文字和理性承担了思考的作用一样，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图像承担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作用。电视这种媒体无疑提高了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能力，不过，在我们经常表现出来的懒惰和假借娱乐之名的休憩，依赖于电视代替我们”观察“，挤占了本该属于理性思考的时空。观察和思考的脱节让我们处于一种混乱的无意义之中。单纯的娱乐无法让我们感到不协调，正是我们尚存而且亟待修补的理性在苟延残喘。
寄望于什么？
波兹曼对人类太过失望，对人的判断力和理智从未正确估计，所以，他才断定人们将会走上一条娱乐至死的不归路。于是，波兹曼把抵制电视的希望给予了教育，培养媒介意识和媒介素养。而我更希望，在中国当前的ZZ环境下，把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处理意识交给我们每个人的理智以及理智生发的智慧。学校不是培养智慧的场所，更可能是一个供人养尊处优的懒人院；学校是不可靠的，更可能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维护现存制度的毒瘤。
吉登斯说过“社会系统像一座建筑物，但时时刻刻被用来建筑它的每一块墙砖所重构，没有哪种社会过程是由无可改变的法则所支配的。”对社会适用，同样，对于个人也适用——人可以被我们的经历和知识所重构，人可以重新认识自己，并且对要经历的事情进行重新思考。
我相信，人们有能力分辨出无意义的娱乐，并且有理性的方式拒绝它完全占据我们的时间和大脑。电视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而观众需要分辨出“这些我们知道”和“那些我们知道而且行动”，以及“那些我们知道了而且必须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理智要作出的判断，把这种判断能力强加给电视无疑是及其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