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终于看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译林出版社，孙法理译，另有译名《美丽新世界》），加上以前看过的扎米亚京的《我们》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总算补齐了一课。
这三部小说中以《我们》问世最早，虽然它于1921年以俄语写成，但因为犯忌，而是先在国外出版（1924），然后《美妙的新世界》1932年出版，《一九八四》1949年出版。《一九八四》受前两书的影响显而易见，奥威尔认为《美丽新世界》受到《我们》的影响：“对于《我们》，谁都会首先注意到这一事实——我相信从未有人指出过——即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创作灵感肯定部分得自于它。”然而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一个次要的原因是这本书直至1946年，在英国尚未出版（美国已出版），赫胥黎能否在1932年就读到尚存疑问，而最大的证据是，《美妙的新世界》与《我们》相比，表现出了暴力的缺位。在两书中，读者一开始看到的，都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一切井井有条，人民好像都在幸福地生活，但是再读下去就发现这个社会底下的恐怖了，追求个人自由的主角出现，随即成为体制对付的对象，在《我们》中，反抗者的命运是被改造（脑部手术）或者被消灭：上一种经过高度改进的断头台，完全被变成一摊清水。在《一九八四》中，社会异类经常被“蒸发”，书里也有不少对反抗者残酷折磨的描写。而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最高的惩罚似乎就是被流放到冰岛，反抗者甚至能面见这个社会的总统对话，并接受他的洗脑。对国家造成威胁的“野蛮者”竟然还可以选择一处隐居的场所，只是因为现代媒体的侵扰，才未能让他如愿。努力保持大一统社会的统治方式竟这样温情脉脉，实在是不可思议。
在我看来，赫胥黎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历史局限性”，但又是可以原谅的。写这部小说时，在民主传统中生活已久的他既未看到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的德国，而让不少人认清苏联本质的大清洗行动又是发生在1936年，否则这本小说的书写方式必定受到现实的影响。正是这种暴力缺位，削弱了这部小说的力量，奥威尔在把《我们》和《美妙的新世界》相比较时也这样写过：“这种对极权主义荒谬一面的直觉理解——以人为祭，为残忍而残忍，崇拜一位被涂上神圣色彩的领袖——使扎米亚京的这本书比赫胥黎的那本高出一筹。”我有点为赫胥黎感到可惜，因为他好像未领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