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伊藤博文在明治维新去外国考察时有“始惊，次醉，终狂”的三词经典感想，刚读罢吴晓波的跌宕一百年，或许也正可以用着三个词来形容读完的感受。
从晚清洋务运动盛宣怀吞并轮船招商局，到民国孔祥熙趁着金融危机吞并发展最是繁荣的民营金融业，再到建国后共产党的国营化改造，这百余年间对待的中国商业的内在思维逻辑却是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尽管这三代执政者的背景有诸多的不同，但其潜在的意识形态却仍然大同小异。亦或者在放大到整个中华名族历史中，每朝每代却如同一个个大同小异的轮回，然后千余年后每次轮回的实际积累却少得可怜。
现在读书的记忆力方面已然很难和从前相比，难有过目不忘之异能，然则随着年岁的积累，也已然形成的自由的意识形态，各个阶段读书的方式和感受还是有甚大的不同，以前是接受记忆的多，思考的偏少，现在则正好反之。更为关注或者聚焦的已然是在作者著书是所思维辩证的角度和内在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然而可惜我们少年时除了少数自己偶尔有幸读到的一些经典，大部分的文史和教材却是在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灌输，或许当前信息知识的更新确实很快，但是主体内养成的思维习惯和意识态度却很难在一时内转变。
从受到“启蒙”的把社会分工中中割裂开的阶级斗争理念对我们将来合作性团队的意识的内在冲击，到近代史纯粹名族主义零和博弈思维特征对实际更多的正和博弈思维的抵触，对于含蓄谦逊低调中庸的执著等古朴态度对于现代精神开拓进取追踪所求心理坦诚沟通态度的桎梏，亦或者是对“革命”崇拜和暴民政治的曲解反而对真正和谐社会的冲击。种种等等无一不是在对这举国体制体制，统一“和谐”的国家意识形态灌输的一种讽刺。
记得赵蕤有段我很欣赏的话“夫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这段话已然有对传承千年统一意识形态的一种挑战，所以他写的这本书被称为反经，但是这里我有的一个问题是何为“正”，又何为“反”，又为何要形成一种统一的价值观评判体系。
但是或许我们传承文化的本身就是过于强调统一集权，抵触变革自古就对对当前更为国际个人主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比如正确对待个人欲望方面，从孔子时代就强调的“克己复礼是为仁”，到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再到毛泽东时代的舍己为人，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集体主义精神，都是对于人欲存在客观性的一种扭曲。
乱世出英雄，乱世往往是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璀璨的年代，是因为乱世才是这种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桎梏突破枷锁的时候，，无论是战国的诸子百家还是近代史中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由于战争和动乱的巨大破坏。但是我们往往可以看见这段时间内科技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进步，以至于形成一种更为卓越的人才积累，为后面往往伴随的盛世提供最佳的人才智慧积累。而统一之后焚书坑儒也好，一党专政个人崇拜也罢，又再次形成主政者所持有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灌输。而当这种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过渡性或者带有暴力性等不良特征的时候，往往带给国家的就是灾难。所以文革的形成，非只是四人帮或者老毛所能引发的，而是一种暴虐的意识形态失控后所引发的后果。
古来评判明君无非是两个标准，一者仁义，二者纳谏，而千百年来中国却始终正是缺少了一种海南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尤其是在这意识形态的这个层面上，中华的政治文化始终对外有很大的排斥性，正如当前稍有与当局不符的言论即被“和谐”。而在当前社会各个层面思维的结构化是否比之统一更具和谐？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层面比例结构来判别稳定更具有合理性。
总而言之，统一并非和谐，和谐并不是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