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国资与民营资本一直是处于不对等地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惯性，时至今日，亦是如此。
首先国家政权对民营企业干涉太深，在政府的权威下，民营企业向来是“软柿子”，而且经常成为政治经济改革及宏观调控的牺牲品，这点在1981及1989年的两次宏观调控中表现尤为明显，民营企业被当成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个“笼子外的鸟儿”不是与国营企业抢材料就是与其抢市场，最后就只能被关回笼子里。这也导致民商对政府有天然的不信任，从买办徐润、唐廷枢、状元企业家张謇到大银行家张公权，再到侥幸逃脱的荣德生、陈光甫，历史的事实一次次加深着这种印象。
其次，国企与民争利，国营企业掌控国家经济命脉，通过垄断获取经济利益，并给与政策及资金上的扶持，使民企很难有与之公平竞争的地位，损害大众利益。
国企垄断经营在建设初期依靠政府的集中投资，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化严重，贪污腐败加剧，工作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弊端就会显现。另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亦官亦商的集权式人物的出现，他们掌控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官员与商人的身份间游走，依靠官位获取商人利益，同时不断打压其他民资从而实现对行业的掌控，晚清时期的“商父”盛宣怀，民国时期的孔祥熙，宋子文便是这样的人物。盛宣怀因为要将铁路国有化而点燃了大清覆灭的导火索，孔祥熙、宋子文也将官商的典型，在他们的治理下，国民党贪污腐败，对民族工业的政策也让他们尽失民心，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与此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日本，这个与中国进入变革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后终成经济强国，而大清这个古老的朝代则走向终结。与盛宣怀的理念不同的是，日本将国营企业出售给民资的做法成就了一大批富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之一。当然，大清的终结决不能完全归罪与盛宣怀对“国家集权经济”的膜拜，但是这样的对比绝对给我们很多思考。
与对待民资的态度不同，中国对外资有着别样的礼遇。在近代，由于国家的羸弱，外资控制中国经济与国运有关，但在盛宣怀对民资的排斥而选择对外国银行举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发现民营资本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是那么的不招人待见，改革开放后，国家更是鼓励引进外资，但是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确实循环往复，以至于每次宏观调控遭殃的都是弱小的民营资本。更可悲的是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那段时间出现了宁可将企业卖给外国企业也不将企业民资的笑话，让人不禁要问“国家啊，我们都是你的人民，可你为何如此待我啊？”
”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需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若措施一差，误入歧途，随千方百计，终难平息。因知富强为难事，只是得当与不当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随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突然增加浪费而已“。荣德生的话在今天看来亦是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