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激荡，后跌荡，再浩荡。吴晓波俨然成了民营企业史的代言人。
中国教育制度最大的悲哀就在于把祖国的未来活生生地培养成“背书的机器”，不需要有探索的能力，不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更不需要你有批判的精神。课本上说的是什么，你就接受是什么。先把你的思考能力和反叛精神“消灭”之后，便可以运用洗脑政策随意“强奸”了。可以说，我们80后这一代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历史课，作为一门文科类课程，他要求你记住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方法便是“背诵”——几几年几月，谁和谁创立了什么朝代；几几年几月，谁发动了什么暴动，推翻了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课本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冰冷的，毫无思想感情的，他们被脸谱化、单一化、刻板化。而且在几千年的朝代更迭、社会变迁过程中，仿佛永远是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在掌握着历史发展的命运。其他所谓企业家、知识分子、人民群众被“边缘”到几乎看不见身影的地方。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政治家仿佛天生有大把大把的金钱和时间，用来策反用来搞革命。仿若金庸或者古龙的武侠小说，那些行侠仗义的剑客们从来都不会为金钱、生计而发愁，他们只追求武功的高超以及浪迹江湖的潇洒。（比如，我们的国父孙文先生，在教科书中，他是一呼百应的，他是不愁吃喝的。他心里除了革命其他事情都是可以一概无忧的。可是，在吴晓波的跌荡一百年中，我们却看到他是如何受困于单薄的财力，如何面对着窘迫的财政现状而不得不周旋于军阀、企业家之间。）
更为“意淫”的是，他们往往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国民。一旦给某个历史人物定性，那这个人便或被“神化”或被“妖魔化”，永世不得翻身。比如晚晴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李鸿章，就是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几个条约，便被定义为近百年来最大的卖国贼，至今未曾翻案。
当我们逐渐长大后，才发现他们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儿是碎片化的、片面的甚至是以偏概全、漏洞百出的。这时的我们，才终于明白，历史是由人组成的。既然是一个个人构成过往或辉煌或暗淡的历史，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就应该是丰富的、全面的、富有感情的甚至是不断变化的。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从少到老，都处于不断成长和变化之中。我们每个人经历的那种领悟、转折甚至变节、背叛，他们都会经历。那些历史人物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冰冷的人名，而是活生生的、带有思想变化的。那些成绩卓越的人也会有迷茫与痛楚，那些遗臭万年者或许也会有自责或者愧疚。
从这个角度讲，吴晓波可以说是给我们打开了历史的另一扇窗户。在历史的另一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在签订卖国条约时的无奈与挣扎，我们可以看到慈禧光绪等当zheng者为挽救清朝统治所做的一切积极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张謇在那个年代是如何从一个新科状元自甘转变为一个实业家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生追求民主的孙文先生，面对着财力的窘迫，是如何施压给企业家的。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些被称之为“吃人的资本家”们，在国难危急时分，又是如何挺身而出舍己利人的，我们更可以看到，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背后，是哪些人在背后毫不犹豫支持的。这一切都跟历史课本上的不一样，这一切都比我们所要知道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宏大。
“我们永远无法得到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是在无限地接近。这是人类人认知的缺陷，更是人性悲哀的一部分。”吴晓波清醒地近乎悲观的看法让我们有些望而却步。不过，他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那个遥远时代的“细枝末节”。在这本书中，他选择的主角是那些企业家们。
“在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中，最受瞩目的自然是男一号，其次是男二号，可是却很少有人关注男三号。在几乎所有的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书籍上，政治家是男一号，知识精英是男二号，企业家则正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男三号。这是一群在历史上被嘲笑和漠视的男三号，没有人从思想史的高度上去审视他们，尽管英国小说家毛姆说‘连剃须刀也有其哲学’，可是偏偏中国企业家阶层什么都没有。在各种版本的近现代史书上，他们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总是在不经意的暗处毫无价值地寂寞闪光。”
“但果真是这样吗？我想在这部著作里证明，那一代代乱世中的企业家竟如此的英勇。在那些国运衰退的时代，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乏对国家的热诚。商业上的智慧以及长期的实务浸淫让他们往往有着比政治家、革命家更为现实的立足于眼光。即便是在最无奈的绝境，他们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实现尽可能的进步与和平。”
“可悲的是，他们的种种努力往往被忽视，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战火所打断，被文学家所扭曲。在历史的正剧舞台上他们的声音总是被光芒万丈的革命口号所淹没，他们好像是一群隐身人，即便是在百年之后，仍然模糊而渺小。”
基于这样的缘由，吴晓波选择了为商人正名——不管是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还是张謇、虞洽卿，不管是杜月笙、张啸林还是卢作孚、范旭东。他们的努力，他们的企图、他们的私利、他们的迷茫、他们的犹豫、他们的转折、甚至他们的变节都一字一字改变着我们过往对他们的漠视甚至是歧视。
在他为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里，我们能看到，盛宣怀是一个如何身体力行的实干官商，张謇又是如何打破世俗偏见，从一个“高贵”的状元成为富甲一方的轻工业之父，虞洽卿又是如何在利益纷争的上海滩周旋自如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在国难当头，放弃私利实现“宜昌大撤退”的。我们更可以看到，我们近现代民族工业是如何从这一批人手中辛辛苦苦地萌芽起步的。出版业之父张元济、棉花之父穆藕初、相纸之父林希之、精盐之父范旭东......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对历史的遗忘、冷漠甚至践踏，使我感动深深地悲情，这也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不过，吴晓波告诉我们的不止于此，比遗忘他们所开辟的物质、技术成果更悲情的，莫过于漠视甚至抛弃他们那种踏实实干的作风和兼济天下的情怀。比如张謇。在他所遭遇的那个年代，有人选择了维新改良，有人选择了暴力革命，而张謇则选择了实业救国。从后来的发展历史来看，维新者或许是为了达到自我利益的目的，而革命者则不过是一个阶级“黑掉”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游戏而已。这一切无益于老百姓，这一切无益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与进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了破坏者，唯有张謇的实干，造福了一方福祉。张謇创立的大生纱厂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就业，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他办教育搞医疗搞社区建设。他们没有大喊大叫的政治口号，却有着比政治家们更加悲天悯人的情操。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应该忘记张謇，不应该忘记卢作孚，以及千千万万个像他们这样的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