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家与知识分子之间，我们常常失望，是因为我们在企业家身上赋予了太多的东西，我们期待先富起来的这一代可以自发自觉道德高尚得带领后福，我们只是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弄混了。而事实上，这二者根本不能在一起，千百年来，中国士农工商，商人是末流，带上一个儒字，也不过是对其矫饰，试图以最上层的儒字掩盖商人身上的追名逐利，当今中国亦然，甚至我们发现，在最为暴利的行业，就是产出“儒商”最多的地方。同样，在西方，商人就是商人，会煽情演讲的Jobs会吝啬到不愿付给前妻—自己孩子的抚育者每月385美元的赡养费；总是那么沉稳热心慈善的首富会在商业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
这就是企业家，社会规则的妥协者与突破者，他们对金钱对利润的追逐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力量，这个力量足以让他们最为灵活地游走与制度之间，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做第一个去突破限制的人，但同时，只要有足够多的金钱保障，或者经济上的威胁，他们就能妥协，对这个当权者社会妥协，或许我们从古老的课本上所学到的：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就是这么简单，商人的逐利性，一个有钱人会努力去赚更多的钱，会想方设法保住自己已有的钱。这一道理中西古今亦然。
什么是知识分子，是眼中只有真理的人。我反对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知识分子，总在质疑，总在反对，他们代表这个社会最大的良心与正义。
所以，商人，或者企业家们，是最不可能产生知识分子的群体。
那我呢，我适合哪个群体，我循规蹈矩，却不够孤独清醒。没有前者突破现状的勇气，也缺乏后者冷静观察，守望真理的执着。所以呀，我也弄混了，我只是我，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企业家，只是刚毕业在寻觅工作的迷茫中觉得什么都有意思，什么都想尝试的新鲜人~
也有其他有意思的点，例如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索罗斯的个人定位缺失。经济学家身后的经济利益团体。德高望重的学者不能成为知识分子，谁能成为知识分子？
中国千百年来是不缺乏高风亮节誓死捍卫真理的文人的，今天呢，他们的声音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