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口气将这本书读完，掩卷而思，此书出版后2年间的中国企业的动荡宛如麦尔维尔笔下那只白鲸，身后掀起一片惊涛骇浪，从唐万新的德隆到顾雏军的格林柯尔，从南方证券到大鹏证券。无一不像这本书的案例续篇，“在中国做企业家研究，如果你的记忆力太好，总是会被气得吐出血来。”
书中开篇指出了中国企业的使命错位，表明对利益的直接追求和公司存在的现实考量应该是更专业化的道路，而不应该在空泛和妄自尊大的使命中越陷越深。随后对比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分野，指出“在一个成熟的商业世界中，企业家可以是慈善家、政治家、艺术家，却不可能是知识分子”。接着以索罗斯的境遇引出了对中国“儒商”文化的批判，前者无非是比后者“稍稍幸运一点而已”。在最后一篇中，他借用凯恩斯的名言“经济学上的任何耸人听闻都是利益在作怪”为题目，将批判上升到掌握了社会话语权的强势阶层。
我个人很喜欢其中《十个最“可疑”的商业名词》和《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这两篇短文。 我从懵昧无知的少年开始，这些故事、事迹、事端就不断在身边上演，自己也曾如此轻信过，到现在也只能说稍稍有些辨别的能力。
结构和论证严密的此书，让我再次感到了阅读的兴奋。这本书与许知远的《商人社会 》（http://www.mindmeters.com/showlog.asp?log_id=2572）一文相互印照来读，也颇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