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波
最近同时在看两本书，一本是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一本是朱幼棣先生的《后望书》。二者属于两个时代的人，一个是生于60年代后期的新青年，一个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但都有过在新华社历练多年的经历。《激荡三十年》讲述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企业版图的风云变幻以及企业家群体的命运浮沉，而《后望书》讲述的则是建国以来在一轮轮建设高潮中被人为抹去的一个个文化结点。两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在同一时间不期而遇，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第一眼看到《后望书》这样的书名，原本是有些心理准备的，我预感到在这里将遭遇到一些早已被这个急匆匆的时代所湮没的记忆，将听到一些不合时宜的声音，但我仍然极不情愿面对《后望书》中所还原的一幕幕历史场景：由于“人定胜天”的无知，在“要把黄河治清”的伟大号召下，古老的潼关城无奈地消失于三门峡工程的荒唐决策中；出于对城市规划的无知，凭着一股子急于建设新世界的革命主义豪情，有着八百年建都史的老北京城被一直看不见的手无情地涂改与糟蹋；在无比正义的旧城改造中，资本以其睥睨一切的气魄与伟力让一条条历史文脉瞬间灰飞烟灭；在地方政府首脑的拍板工程中，一座座历史文化名镇向隅而泣，等待它们的，只有一个个冠冕堂皇的“灭顶之灾”；在贫穷但其实并不贫瘠的西部，由于地方利益的博弈，一个个蕃衍生息千百年的湖泊和绿洲遁迹于无形。更具有讽刺的意味的是，在各级政府追逐政绩的利益驱动下，却有越来越多的历史文化遗址被我们这个千古一遇的大时代所不断贡献出来，直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奇迹般地转化成为新一轮商业开发的“聚宝盆”。
读到这里，真的不忍卒读，真的希望这本书越薄越好，为什么一定要揭开那些历史的伤疤呢，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喜欢忘记，在这个光鲜的时代人们不愿意看到既往的粗砺，为什么一定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轻轻松松地随波逐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归根结底，讲述这些往事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生存与发展始终是中华民族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迫切的命题。当存亡的压力大于启蒙时，民族革命注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吃饱肚子压倒一切时，人们只能关心眼前和当下，只能大干快上地“修理地球”；当城市化浪潮扑面而来时，人们只能顺应发展的洪流，把传统文化尽可能抛之脑后；当权力和财富主导一切时，我们又哪里有心情与那些喋喋不休的文化人纠缠？于是，让那些喜欢讲道理的学者们去无休止地论证吧，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文化人去呐喊吧，让那些不乏真知灼见却又分明是逆潮流而动的人们去焦虑和哭泣吧。
然而，惯于与时俱进的人们常常会忽略一点，喜欢搞恶作剧的历史老人往往拥有一颗童心，无论你是否情愿，他总有一天会面带微笑地找上门来，让你听他讲故事，而且是那些你从来没想过，也压根儿就不想听到的故事，他会给你娓娓道来过去的真相，诉说你的宿命，让你不得不开始思考“我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明天将向哪里去”，当你冲出门去拼命想抓住这位老者的衣襟时，你会发现自己蓦然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轮回之中。
吴晓波说《后望书》是这样一本书：“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官员，记下数段行将湮灭的风景，留下行将绝唱的浩叹”，但我们宁愿相信，任何一次灭绝都意味着下一次绝缝中的重生，任何一场大地的塌陷都将同时隆起另一座雄伟耸目的高峰？若非如此，我们将何以面对历史，何以面对未来？也许有人会嘲讽这种阿Q精神，但我们此刻的确很需要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哪怕只是为了片刻的轻松与慰藉。
写到这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幕插曲：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由一家环保基金会主办的沙龙中，一位风度翩翩的明星企业家身着唐装，手执折扇，作为特约嘉宾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主题大概是讲企业家责任，谈兴正浓时，突然被台下一串急促的质问声打断，众人愕然，挑战者原来是京城一位在民间环保界颇有声名的女斗士，也许是受不了企业家的自我感觉良好，这位女士直接将矛头指向台上的企业家和他的企业。作为旁观者，看着那位企业家一脸无辜的样子，不觉哑然失笑。
权且不论那位台上的企业家是否真的无辜，但我们毕竟可以欣赏到一幕时代的变奏曲。好在今天我们还有《后望书》，而不是《后忘书》，好在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实在历史转换的关头总有一种执着的声音尽管微弱，但只不过是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记取，好在滚滚红尘中，还有人会发出一两支令世人清醒，却也令有些人胆寒的响箭。
先读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后看朱幼棣的《后望书》，如同饕餮完一顿时代风云大餐之后，再端上一份有点芥末味儿的醒酒汤，在一个阳光普照的下午，却不失为一道完整的宴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