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於《東早書評》讀到黃裳先生《“藏園”佚事》一文（10年10月17日），提及商務印書館1983年出版的《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其將傅增湘氏比作“當前中外足球俱樂部雇用的‘球探’”確是另人會心一笑的妙喻，然至認為 “《論書》如改為‘探書’或將更名副其實”，愚以為並不確鑿。誠然，《尺牘》中多是張、傅二人間互通京、滬書肆狀況等方面的內容，兩人互相代為搜羅珍本秘藏，亦有為“調頭寸”而不得已托售藏書者；但究其內涵，所論絕非“學術成份少”而“‘探’之經濟元素多”矣。
關於訪書、刻書之業，張氏的“流通古籍之意”在《尺牘》中間可發見，且說與傅氏曰：“弟非獨為公司計，亦為公眾計。想我兄必能見允也。”（1918年第18函，餘不一一枚舉）再如1922年第7函，張菊老談及向陳韞山商價購《北史》事，說“此人市氣太重”。需知營運出版公司總不免與人商談買賣，也必得苦惱於如何低價購入佳本進而廣為刻印，然張、傅之搜羅群籍，絕難同於心心念念待價而沽的書肆商賈，其可知也（與今日的“出版家”們亦有差矣）。而最明顯者，即如1926年第2函所列“擬集資買書會辦法”，首條便說“為保存古書起見，設立本會，聯合同志。醵資若干萬元，專備收買善本只用”；且明言“公舉辦事會員幾人，專司堅定搜買之事。會計會員幾人，專司收付。均不支薪水”。如此一來，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漫卷的探書經歷，簡單歸結到一個“經濟元素”上。
雖然傅沅叔針對以上諸事的回信今均未見，然菊老時時與傅商討諸如此類的事務，常直接向其訴說心之所向，想是頗能認後者為同道；而兩人在生活瑣事上亦多有交流，時常關心對方的身體安康，甚至兒女的婚姻大事也互通有無，可見關係之親密。殊難相信，懷著一顆“公心”、厭棄別人有“市氣”的張元濟先生，會願意親近一個識見并不高明，尤其是“販賣國家文化重器於東瀛”的小人。或則竟是交友不慎，幾十年未能辨識出身邊這個本不當與謀之人？
如黃先生所言，《永樂大典》在當時固不及今日之聲價，即便售盡後“只得續覓，然亦不難也”（1914年第6函）；但此書畢竟副本無機，幾次罹難後已逸散開來，仍是“可遇不可求耳”（同年第10函）。以張、傅對書籍、書史的熟知，二人應不難想見，若再不及時地著力搜求，《大典》日後自當由“尚多流布”漸至“稀若星鳯”。由此，他們多年間始終將該書掛在心頭，其苦心所在，恐不難讀出。至若掛意諸肆以及董康等載書東去，其理亦然。總之，張菊老確煩傅氏代“探”《大典》，亦不至由此而降低後者藏書家、版本學家之身份，而歸於一簡單的“獵頭”吧？因著上文所列順手從《尺牘》中採擷來的內容，筆者仍舊有理由相信，菊老是將沅叔視作保存中華文化之同道，從而與之長年累月頻通魚雁的。二人的情誼，也絕不僅止於今日球探和球隊間之“買賣關係”。
再者，“探書”或為所論之大體，而如兩人之為保存古書、為出版事業而“探”，至重者顯然更在其外，攫其要者至少有二：
一則因學力之深，乃能定各本之高下以擇其佳者，譬如《尺牘》涉及不少書的避諱問題，並間有據之定其年代、真偽等，學術成份不可謂不高。今只舉1915年第8、9函一例以申之。張菊老告知已購入《名臣言行錄》，“是書避諱極嚴，如瑗、援、曙、署、偵、徵等字均有缺筆。尚有耿、偉、瑋等字亦在缺筆之列”，以張氏接觸古書之眾，版本學、校勘學造詣之深，亦云此事頗為鮮見，稱尚未考訂明晰究竟為何時刻本。藏園覆書即曰：“《言行錄》避耿、瑋等字，容再考。或恐是家諱也。”其後因書信散失，憾不能知兩人有否考出該本原委。然據此一事，已可窺見傅氏對古書的理解之深。張、傅二氏對古籍的諸多細節又有著很高的敏感度，從而為我們記載下許多大可徵信的信息。
二來需憑力之所及，細心搜羅他本期配得全帙，如1932年第6函，傅氏“擬請印時特為單行《集古錄》十卷一分”，謂“記其餘各集各卷中亦有抄配一二卷或十數葉者。此事惟有奉煩我公詳檢原書，如有抄配之葉，開出一律以高麗舊紙印成補配，以彌此缺憾，亦大功德事。若失此機，則終古莫能補矣”。抄配古書實非易事，其可知也。而藏園之熱心，於此函亦可窺見。再至末句“前時忘述及，忽憶及此，謹以飛告”，尤其動人心魂，愛書惜書之切豈不昭然紙上？
而“探”得書之後所談的各家家藏之源流、藏品之優劣，某本的各稽核項信息，多本間對勘之所得，以及配補古書時列出的缺卷清單，等等，在《尺牘》中可說在在皆有，實屬兩人間“論書”的重要內容。單看這些記載，尤其是相關業已散失之書的版本信息，對今日進行版本學、出版史研究的學者而言也是十分珍貴的材料。又，諸如書中某本為節本、某二本間頗有出入的發見，也遠比現時通行的不少公私書目、藏書志來得詳細可徵。如此說來，《尺牘》之妙處，又闔是區區“探書”二字所能包？
筆者也並不打算像部份張迷那般，滿懷敬意地堅稱“傅增湘不會錯”；又因個人學思之淺，對於陳援庵先生之批評，其結論指斥傅氏“欲抬此冊聲價，遂不覺其言之失檢”，是認為其“藏書售書之品” 乃至“人品”確實不高呢，抑或僅屬較平易地推究他可能有的心態，仍覺尚未思考清楚，職是之故，更不能進一步聲稱可得定讞。而黃氏一文，則感覺難免有苛責太過之嫌。此處仍是只舉一例，見1913年第32函，藏園謂：“湘頗思排印書數種。較刻字速，較鉛字雅，但價恐不廉耳。”又：“子培所見元本《翰林珠玉》既不肯相易，擬影鈔一部，不知需價若干。最好用日本美濃紙如此信箋者，若皮紙則太薄太滑，頗難裝訂。”個人從中看到的，乃是一遇書則恨不能精益求精之人。套用現代的話來說，真可謂“有頗高的出版理想”，並且也算得上代表著當時代“出版的高度”了，哪裡是為一人計、為金錢計之態呢？不知諸位看官以為如何？
又譬如，即便傅氏真是黃先生所說，屬於只會死校的“顧廣圻之流”，作為藏書家、校書家，雖則各有不同的立場和學術傾向，若要心平氣和地評價書史和校勘學史上諸家，相信也不至全持“漠視否定”之姿。
再及魯迅先生所謂“竊書”一事，若未見更多的材料佐證，以筆者一傾心史學之後生而論，是很難借一面之說便要“拿犯人去收監”的。其中委曲，誰又有十足的把握呢？
不論如何，《藏園群書經眼錄》之“足資考證”，傅氏之以校書馳名，均是難以改易的。非要說他全是為避家世之累（而非有愛書之情），才能做到常常刻苦校書至深夜時分云云，進而因之推想其成果未能有多高明，恐怕總要引人發笑。“受不了出去躲清淨”或是真，但若無校書之念想、校書之才能，由此就能成其中方家了嗎？筆者倒是推想，菊老曾於信中發語：“偷閒校書，大是樂事。”（1916年所留存唯一一函）此正可得其至交書友傅氏沅叔之心。
附注：
此文或亦屬“固執己見”之說耳。然今日為尋材料，偶然又重翻《尺牘》，想起前日所讀黃文，仍覺許多想法不得不發，故有此遠不成熟的一文。胸中的感慨，及尚可引申開去略談一二者復多，只是學力、精力均已不逮了。謹節抄或與本文並無直接關係的1918年第18函（張元濟致傅增湘）如左，以饗關心圖書、文化事業之人：
“前敝公司呈請影照北京圖書館經典書籍，已蒙批准。謂該館定有借鈔借影規則，應與該館接洽，當托伯恒往抄……聞每冊須繳若干元，鄙意未免過重。且與我公平日流通古籍之意相背。抄照之費甚屬不菲，若每冊再取數元，是阻人借而已。公家為此，本非所以謀利。若云補助館員手續之費，則每冊取銀壹元，似亦已足。聞該館正擬呈請將前定規則批發，務祈鼎力主持。弟非獨為公司計，亦為公眾計。想我兄必能見允也。”
今日除影鈔之費，何止每冊復繳若干元耶？而以公心推動古籍流通、以公言普及傳統文化者，尚屬鮮見。或則是以一人之良願，仍不能卒成其事者。惟慨歎日後之書林，若是公家均能“為公眾計”、為國家計、為長遠計，學者均可“以學心讀，以平心取，以公心述”，而非紛紛執著於他物，信能成一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