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知道“物竞天择”这话。这话可以连着解也可以分着解，分着解，“物竞”是一回事，“天择”是另一回事。
先说天择。生物繁殖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是超量生殖，生物界很少有谁主张只生一个好，雌雄两个结合，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出来的孩子都不止两个。二是个体差异，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十个孩子也各个不同。西伯利亚的大象生下来的小象，有的毛长些有的毛短些。这十个孩子，不一定都能活到传宗接代的年龄，早夭长寿，本来和体毛没什么关系，谁知西伯利亚的天气渐渐冷起来，体毛长的就有了一点生存优势，天继续冷下去，体毛更长的积累了优势，千年万年后，普通的大象变成了猛玛象。天择起了作用，却和物竞没有什么关系——这些象孩子并没有什么竞争心。而且，毛长也不一定比毛短更高级更进步，要是全球气候变暖，西伯利亚变得像乌干达似的，体毛短就成了优势。现在西洋人吃香，人们觉得长长的胸毛很威风，咱们宋朝那阵子，西洋人一副蛮族样子，人们大概不大看得上浑身长毛的。如此说来，天择或非生物竞争不导致进步，生物的这种区域性适应所导致的只是变异而已。
不过，除了天择，还有物竞。如果同一个物种只有有限的生存空间，个体就会为有限的食物等资源展开竞争，竞争而获胜者，泛泛可以说成是那些比较优秀的个体。优秀的父母更容易活到生殖的年龄，优秀的个体获得较多的交配机会，优势积累起来，形成进化。然而，那些为个体赢来更多生殖权的优点，说到底不过是些特点，因为它们只在特定的环境中才是优点。身大力强看起来是个优点，但坐飞机容易招来经济舱综合症。复杂精致有好处，但在许多情况下，复杂精致会成为生存的障碍。一个小提琴家，十指纤纤，奏出来的曲调精妙绝伦，但万一丢到一个荒岛上，大家靠挖块茎过日子，他那份精致就成了缺陷。精致是一种特型化，而特型化的物种不如简单原始的物种那样容易适应不同环境。所以在大型灾变之后，新物种不是从上一时代最高级的物种那里更上一层，而是从较低形态的生物重新开始发展。（顺便说一句：大灭绝之前的任何进步积累都会消灭，之后都要重新发展，每一次发展出来的最复杂生物，各不相同，咱们这一次碰巧发展出了喜欢研究生物学的人类。）
生物究竟只是变异还是在进化，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天择的作用更大还是物竞的作用更大。而且，在物竞的作用中，还要扣除特型化的负面作用。《生命的壮阔》一书的作者古尔德的意见，生物主要是变异而已，说不上什么进化。据他考证，这也是达尔文得出的科学结论。生物没有越来越高级的冲动。达尔文曾在一本书的眉批上写道：“千万别说什么更高级、更低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初版中并没有使用“进化” （evolution）一词，而他是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后代》中首次使用这个词。“进化”这个词是斯宾塞大力提倡进化论以后流行起来的。不过，古尔德承认达尔文也发表过一些进化论的言论，古尔德把那归之于达尔文的文化保守主义，向当时流行的西方优越论作了妥协。我和嘉曜少年时曾一起研读《物种起源》，两人都对进化一说深表怀疑。眼睁睁看见的事实是熊猫狮子在灭种，蟑螂苍蝇长盛不衰活得欢实，这才合乎老杜所谓“方知不才者，生长漫婆娑”。古尔德的眼光更加辽阔，在他看来，地球的真正主人是细菌，不仅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而且这些微介之物，若加在一起，总重量可能超过其他所有生物的总和。
但若当真没有进化的必然趋势，又该怎么解释地球上毕竟发展出了复杂高级的生物形态，包括我们这种精致得近乎脆弱的人形动物？古尔德自有解释。打个比方吧。有一条甬道，宽五尺，左边是一堵墙，右边是一条沟，一个醉汉在甬道上走，尽力走在中线上，但既然是醉汉，难免向左歪歪向右歪歪，最后他会走到哪儿去？掉到沟里。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掉进沟里的内在驱力。由于物理—化学的原因，最初的生物个头都很小，组织都很简单，变异来变异去，难免有些物种体形增大了，复杂程度增加了，而这只是因为向简单渺小的方向变异有一堵左墙挡着。虽然变异并没有选择特定的路线，变异结果却也会向特定的方向发展。
否定了生物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之后，古尔德还是给人类留了点面子。人类是有文化的，获得性不能遗传，但文化能遗传。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人类可能进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古尔德本人向好面子的人类妥协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我之拙，实在弄不清人类到底在进化还是不断变换花样而已。不过，古尔德也只给我们留了一小点面子，他觉得在很多重要的领域，例如在创造性艺术的领域，进步已经达到了右墙，而且他对人类是否能像恐龙那样作为一个纪元的最高形态的生命在地球上晃上几千万年也大表怀疑。相对于智慧而言，人类的智力发展得太快了，这对人类的存活实在不是什么好消息。
古尔德是生物学大家，也是个优秀的作家，书写得精彩，即使有些论证有点重复，但对于这么个大题目也不为过。范昱峰先生的译文也很精彩，如今的译著，不满篇误译就难得，像范译这样流畅自如就更难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