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习惯把渔民叫做“讨海人”。讨海，寓意“向海讨生活”。先民们畏惧海之神威，但为生活所迫却不得不靠海吃海，便以这样谦卑的语词乞求自然的谅解。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人和海的关系改变了，人认为自己是大海的主宰，可以肆无忌惮地向海洋索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海洋资源日益枯竭，海洋生态日益凋敝，假如海洋空荡荡，那么，我们人类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大使、海洋保护生物学家卡鲁姆•罗伯茨，凭借自己对海洋的深刻了解，撰写了《假如海洋空荡荡》一书，副标题名为“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用丰富翔实的材料展现人类开发海洋的历史，陈述当下面临的严峻现实。
该书曾荣获“蕾切尔•卡森环境书籍奖”等殊荣。在1963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里，蕾切尔描绘了鸟类因为农药而灭绝的凄寂场景，不过，蕾切尔没有预料过，有一天海里可能会没有鱼。海洋的生灵都到哪里去了呢？罗伯茨撷取的材料中包括过去时代的很多船员日记和作家手记，白令海峡体态丰满的大海牛、马萨诸塞河流里随处可见的鲑鱼、格陵兰岛群拥纷至的鲸鱼、挨挨挤挤逆流而上的灰西鲱……一幅幅逝去的图景徐徐回放，沉郁入心。
蕾切尔离我们不过半个世纪，这是技术革新的半个世纪。渔民们拥有了更快的船、更大的渔网、更坚韧的材料、更精准的天气预报，以及海床实景投影。可是，每一项新的技术都不能保证今天的渔船可以比祖先们收获更丰，而只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压迫更深一层。自1950年以来，卸鱼量的平均营养阶层已经下降了，以北大西洋为例，这一数值从3.5下降到1990年代后期的2.8。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鱼越来越少了，即便竭泽而渔，也只能得到塞牙缝的、小得可怜的鱼。不打孵卵鸟，不捕产子鱼。当人类逆天行事、为所欲为，就再也难以从大海里讨得一杯羹。古老的智慧凝聚在这些朴素的告诫里。
“可持续发展”是新名词，但理念早就存在。世界上留存下来的第一份关于底拖网的历史资料是1376年英国百姓呈交给爱德华三世的请愿，要求他颁布法令禁止一种叫做“万底掠穷”的抓鱼工具。拖网一开始使用，人们就意识到危险：它将所有海底生物连根拔起，这是一种深具破坏性且严重浪费、危及今后的坏方法。但官方并未严厉制裁，小令不止、小惩不断，在14世纪、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晚期，更是经历了三次拖网技术革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海洋仿佛一个大宝盆，海域如此辽阔深邃，往更远的远方、往更深的深处，一直一直，总会有鱼的吧。这就是“基线变动”概念在生态破坏上的反馈，人们很容易忽略悄然发生的缓慢改变，而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底线一退再退。就连蕾切尔也只是建议将鱼类食谱多样化以应对过渔，而同时期的另两位知名学者霍桑•丹尼尔和弗朗西斯•迈诺特甚至还联手写了《取之不尽的海洋》。但事实却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人们总能或多或少捞到鱼，代价就是海洋生物的一场场灭顶之灾。1970年代，新西兰的查汉姆海岭发现了橘棘鲷鱼群，但深海渔业捕捞的速度让族群迅速崩溃，不到十年，澳洲和新西兰的渔业就陷入困境。这样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重复上演。
罗伯茨提倡渔业改革，如降低目前的渔捞能力、消除有风险倾向的决策等，核心是“保护”。自然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秩序，正是人类打破了这种状态。在自然已经失衡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仍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会导致利益驱动下的“公地的悲剧”愈演愈烈。怎样解决呢？目前的当务之急必须以“保护”来改变现状。设立“海洋保护区”有可行性，根据罗伯茨切实调查后给出的数据报告，这在经济投入上甚至远远低于每个国家的渔业补助总额。不过，需要补充一点，这笔费用里应当还包括渔民安置和补助的费用，毕竟真正实施的时候还是人和人打交道，对于世代以海为家的渔民们来说，这应当只是暂时的退出。
在湮埋无从记忆的远古，在一片无垠的水波中，生命的迹象开始出现，后来海里的生物爬上了陆地，后来的后来，慢慢有了这个万物共存的世界。我们今天身处第六次大灭绝，海洋生态危机只是一个侧面，在自然面前，每个人都是讨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