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托马斯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个大人物，朋友强其做文，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等书。一个好的科学家不一定可以成为好的科普作家，但一个大的科学家往往可以写出“深入浅出”、“妙笔生花”的科普作品，究其原因在于致广大而尽精微，博而精，眼界开阔，自然社会之理、天地运行之道无不有得于心。作者涉猎广泛，除本行外，对音乐、语言学、哲学、文学等均有相当程度的沉潜。
科学和宗教是双生的两极，宗教使人有信仰，使人谦卑和有罪恶感，强调整齐；而科学崇尚怀疑、宣扬个性。欧洲令人窒息的中世纪后期忽然诞生出现代科学，恐怕不只是反动而生这么简单。科学“取消了”上帝存在的资格，拥有科学技术的西方人一跃自视为万物的主宰，持强凌弱、弱肉强食，于是带来了现代社会的到来，也带来了古老民族和地球其他生物的灾难。作者从生物学构造和系统组成出发，认为人类不应该丢失谦卑之心，不应该有人类沙文主义，万物一体，这是作者在《礼赞》与《水母蜗牛》两书中反复强调而不厌烦的。因此，作者认为什么致病的细菌、人类与细菌的战争等等都只是偶然的错误而已。
进化论中的竞争关系在两书中是受到摒弃的，而进化论认为的突变是进化的动力则是作者深深相信的，然而真是这样吗？突变为什么不只是现象而不是原因呢？突变既然发生了，那么它就是根据天地间的规则来运行的，规则指向何处我们并不知道，这牵涉到物质和精神的复杂相互作用，怎么能简单认为只是随机、偶然和错误呢？
什么是生命？根据生物学定义，生命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组成部分的集合体，原生生物、植物、动物、人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细胞集合体。由此推论，地球是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生物的集合体，是生命组成的超生命存在，作者将地球比作细胞，从复制能力来看是有疑问的。地球作为生命的存在加重了万物共生协同的论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之妙棋，非是现在的人类能窥万一的。同样，人类组织、团体和社会也可以看做生命体，其生命单位根据自己的规律变化运动，看似乱糟糟的MBL（海洋生物实验室）在基本无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存在了100多年，就像人不必亲自干预免疫反应、妊娠过程一样，万物各有其道，横加干预反而不会有好的效果。当然，生命体需要为其组织、组成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在人是饮食、睡眠、情绪、温湿度，在组织则是后勤、场地、自由的学术氛围。
托马斯先生长期处于科学前沿，对生物、医学的原理、规律和运作有深刻的洞见。他认为人类在火星或其他星球找寻生命的努力是徒劳的，一则多、多则一，没有生态系统和复杂相互关系，何来生命？如有生命则必有一个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系统。他还认为目前医疗保健体系代价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半拉子技术”横行其道，我们并没有对大部分疾病的病理有深刻的认识，造成以补救和浪费为主的现代诊疗体系（其实这正是中医的优势，中医有详细的整体病理分析）。《暴尸野外》一文体现了天地喜生而恶死；《对外激素的恐惧》则揭示了人类失去的一种互相辨识对方的手段。
托马斯先生对新一代的医学人才和教育体系只注重专业而不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有着深深忧虑，明确分工大大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桎梏了人性和人格。托马斯先生博观泛览，他喜爱巴赫的音乐，蒙田的随笔，并从中获得了理解生命的洞见。薛定谔大师认为生命就是负熵，也就是无序到有序，这种无序到有序我认为是精神世界的作用，精神和物质的作用从热力学角度来看是相反和想成的。物质（耳目之官）和精神（心之官）的冲突导致我们为人前后不一，贪婪和清廉、忠贞和淫荡、诚实和伪善奇妙的统一于一身，蒙田虽然屡屡对自己大加挞伐，但也被这种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一致所深深吸引，也许这就是天地之道变动不居的秘密吧。
最后，作者两书中还有很多的语言学的内容，作为中国读者只能望洋兴叹了，语言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大工程，语义溯源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了解生命变化的过程，这种了解我们可能是要到《说文解字》中去寻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