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经济观察报，这个是还没被切掉吐槽的版本】
事情是这样的：十二月的一个阴冷黑暗的下午，我走进厨房，发现我的印度室友柯达君用保鲜膜把自己缠成了一个呜呜作响的巨型半透明蝶蛹，里面已经隐约可以看到深色的虫体在挣扎扭动。我给自己倒了杯阿布扎比浓香型咖啡，欣赏了一会这大自然的奇景才想起来问：“你这是要干嘛？”
柯达君扒开一条缝偷看着我说：“我房间没有演算用的玻璃板。你能把我弄出来先吗，注意不要弄皱了保鲜膜。”
东亚女孩的优点之一是有耐心，我小心地一层层揭开透明塑料膜，一边问：“所以你是因为无法演算才忧郁地把自己包起来吗？”
柯达君被我拽着一头，快乐地转着圈圈说：“不是的耷拉，保鲜膜贴在墙上不是和玻璃感觉差不多？”
“所以你是想用保鲜膜贴在墙上用来演算？”
“是的耷拉。如果你这次统计学挂了的话可以来我房间画大图哦。”
我无视了这句南亚口音的祝福里微妙的诅咒成分，继续问我关心的问题：“那么它是怎么到你身上去的呢？你终于发明了反重力装置，在墙上打滚了吗？”
柯达君用解放出来的手做了一个“这还用问”的手势：“当然是想先在脸上贴一下看看效果啦。”
可是那也不至于把自己包成变态昆虫吧？
“因为好玩！”
柯达君的种种举动是我的许多旅行故事的其中一个。在秋天的北京，我的朋友书竹君想听故事，我就把这个故事连同其他许多故事一起告诉了他，比如17世纪长枪方阵里的亚裔女火枪手、戴着手工围巾跳企鹅舞的英国老绅士，以及用离心机煮，不，甩咖啡的龅牙意呆利小哥。在听故事的时空里，他总是眼神明亮，轻轻地抖动嘴唇，似乎穿过我的虚影看到了河对面璀璨的烟火。那种宽容、欣喜和无奈的倾听姿势，让我忽然明白了两种生活方式的距离：书竹君的岁月如此宁静地流淌在工作结婚买房买车的洪流里，于是我这个天外来客对他来说也成了故事里的人。到酒尽烟冷的宴末，他就会带着中国男人那种神秘的谦卑态度默默向故事中的角色致意，然后挽着胳膊把我送上去往他乡的火车。
我终于忍不住从遥远的地方质问他：“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真的！”
“好。”他说，“但是，有些真实总是比其他更真实。”
技术共产主义在召唤
也许我明白书竹君的意思。与他相比，我们生活在两条真实却平行的时间线上：上学上班养儿养老的技术流真实，和狂奔着追赶新能源新技术新发现新人类的博物学真实。我们像是一群冲进大气层的陨石，看着整个星球的过去未来隆隆驶近面门，烈焰焚身。好奇、探索和奔走背后是焦虑：世界如此光怪陆离，而我们如此tiny tiny，如果回避已经不可能，唯有张开手掌和胸膛，欢声大笑迎向它结结实实的拥抱。
以书竹君为代表的一小撮人民群众认为，这种没谱的观点和生活方式是由于我们过着不真实的生活，没有意识到成年智人对家庭、人生、社会以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责任与义务。我们高声大笑地争辩说，你怎知这些前现代意识形态不是画地为牢的幻觉？自从人类从上帝手中接过自治权，安逸无知的生活早已变得不再可能。人的生活，从神意的光辉滑向了人性的暗影之中。科学把庙堂知识变成鼠标轻点，威胁性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时时刻刻在转为民用。9/11之前，低成本高效应的“破坏关键设施”式恐怖袭击只存在于商业片里，十年之后，能瞬灭几个小国家的病毒或细菌可能跟着某个研究生回家，提取DNA这事需要的只是一个碗和一些溶剂，我自己就有一个很老但很可靠的显微镜，再配上两条活鱼、三块钱强生棉签，绣花针和几个微波炉饭盒，上果壳问答咨询一下，就可以去重复童第周老师那个著名的糖心糯米枣实验了。
事实上，和生物技术的破坏性潜力或知识门槛相比，它所要求的实验材料和操作技能可以简单得令人发指。在马库斯•乌尔森的新书《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里，他以一种令人战栗的欢快语气叙述了这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科幻现实。他们的名字叫“生物黑客”（biopunk），或者极客（Geek），或者捣鼓者（Tinker，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用印度口音说Thinker），以及DIYer。从我的视角来看，我更可能会称之为“厨房里的共产主义者”（Home-made oriented Communists）。他们精力旺盛、想象力拔群，自学跨域的知识，反对知识资源的精英式垄断，并且利用手边一切可能的材料来解决问题。他们的短期目标往往具有一种“社会互助”的自治原则，比如制造可靠的常见病急救包、用生物方法检测奶粉中三聚氰胺的含量、研发小型DNA检测设备等，并且使它们像手电筒一样廉价易得。这并不是基于一时热血和好奇而进行的工作，而是出于自治共同体成员严肃的责任感：既然我们已经拥有足够的知识和充分共享的资源，并且面对着同一个风险重重的世界，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仰赖于知识精英、大学实验室和政府审核来决定命运。从长期来看，他们和所有青史留名的科学家们一样在贯彻科学精神：把我们时代的上帝——科学和知识的权威——拉下神坛，把普罗大众的命运交还每一个独立的自由人。
在父母那辈人眼里，实验室里发生的一切等于科幻小说等于鬼片。但是我知道人类当中之所以会生长出科学家这种生物，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种本性：挖空心思地寻找规律并用之折腾新玩意儿。在学到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之前很久，我和大多数喜欢养花草的孩子一样，已经知道亲代性状的遗传是不会混合的。现在他们说这些都是基因上的某些个碱基对的排列方式决定的，而基因不过是两长条螺旋型的黏糊糊的信息存储载体。如果我把浴缸改造成电泳槽（厨房水槽也可以；有什么办法呢，在吃饭和睡觉之中抉择，有些人放弃了泡澡），再上淘宝买些必要的替代品，我就可以跪在浴缸边上把我的草莓变成爬藤植物并且晚上像小夜灯一样闪闪发光——这和过去拿个棉花签在花蕊上擦来擦去然后在果实上挂小黄签并没有本质区别，虽然我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当然我也可能手一滑做出了一半红一半白的剧毒草莓，从一个挎着篮子傻笑的园艺女青年沦落为白雪公主她后妈那种形象，后者显然是格林那个时代搞行政出身的暗黑基因学家。
关门放狗还是开仓放粮，这不是个问题
有一点是确定的：生物技术和信息科技的低门槛和具体性使想象、幻觉和噩梦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既然微软系统、苹果帝国和谷歌都诞生在车库里，在地下室造长翅膀的喵和克隆人也不过是指日可待的未来。
这样的前景看起来彩虹般耀眼迷人，但是把技术和资源公开给大众始终有一念地狱的风险。火药配方曾经几乎阻挡了蒙古人的铁蹄，现在初中生都可以在家里自制爆炸物。在生物黑客的实验室里，低成本并不意味着低风险。道理很简单，比起门禁森严的生物试验室，厨房里制造的危险病毒逃逸到广阔天地中的几率要高得多，更不要说降低技术和知识门槛会滋养多少潜在的反社会者和恐怖组织。在风险领域里，技术理性、探索精神和民主自由信念都不足以为天真的意图辩护：如果剪接基因片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能被本科水平的生物黑客用来研制更爽口的啤酒或者发光的兔子，它们也可以被半吊子和用心险恶的人用来制造没有任何记录的新病毒或者潜在的基因炸弹。
问题在于，出于对风险的忧虑，是否要把知识和材料门槛开放给民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假如生物技术的风险是达摩克利斯之剑，那它不管悬在科学实验室柔和的顶灯上还是哪个生物黑客的集装箱里，掉下来都只是时间问题。就算所有制药公司和实验室都在某个精通前沿发展的机构的行政监管之下（核心期刊编辑笑而不语），它也管不着生物黑客们宅在海边小棚子里，往自己皮下吧唧吧唧注射癌细胞，或者一不小心合成了超级狂犬疫苗，或者（谁都可以）上院子里摘两根洋地黄给讨厌的人下药。问题从来不是开放式的技术普及会带来的风险，而是风险本身就是正在进行中的现实。乌尔森的这本书描述的就是这些生物极客们正在创造和拥抱的这一充满狂喜与忧虑的未来：无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无论这些人的努力与成果在你看来不过是遥远世界里意义不明的幻觉烟火，早晚有一天，他们的世界会把你按部就班的小日子翻个底朝天。
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等着瞧
我忍不住想起那些深入各种蛮荒腹地的社会工作者的信条。志愿者组织在雨林里教数学和英语，在沙漠里装水管，在深山里帮助当地妇女反抗无人道的父权。他们都知道第一原则：尊重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却无法解释这一悖逆的命题：我们的到来正在缓慢地、不可逆地改变本土生活，并且在当地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把他们纳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未来。再有同情心的研究者也脱离不了这样的现实，即世界正在人类手中滑向不可知，而对第三世界的公益性协助带有这样一种温柔的侵略意味：喜不喜欢，能否接受，都不是问题。问题不过是在反复拉锯和抵抗中缓慢地面对，还是有朝一日，当头棒喝。
生物技术和其他知识资源的社会化同样带有这种不可违抗的威压：夹道欢迎和畏之如虎的态度都无法阻挡它在可见的未来把科幻变成现实。考虑到下一代可能在课桌上给自己加条尾巴或者抱着自己制造的生物回家，我们的伦理、价值和生活方式，最好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准备，迎接这极好与极坏混在一起的酱油色的明天。
当然，总会有一些像书竹君这样的朋友生活在他们平稳的时间线上，视路漫漫上下而折腾的我们如刍狗——很萌但没用的小玩意儿。当他们吃着基因改良的稻米，穿着加入彩色基因段的棉制内衣，戴着申请了小专利的廉价便携式空气净化设备走在北京的街头，用着某个遥远的学生宿舍里诞生的耳挂式投影计算机终端，终有一天攒够钱买了一辆使用纤维燃料的环保车去超市买幼儿园老师要求的荧光蛋白基因片段时，我想我会羡慕地望着他们的生活感叹：多么传奇，多么梦幻，宛如烟火一般虚妄美妙的人生，啊！